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自古以來往來密切。中日兩國關係，有著文化與人員頻繁交流的積極方面，也存在由侵略戰爭帶來的不幸歷史。
九一八事變至今，提及日本人形象，多數中國人首先聯想到的是兇暴殘忍的侵略者。中國的抗戰影片所塑造的日本人形象，蘊含了電影製作者對中日往來的歷史及抗戰時期日本罪惡行徑的認識與體驗，是關於抗戰的歷史記憶、現實考量、民眾情緒等共同作用的結果。
今天小熙就來和大家分享一下抗戰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的演變。
“惡魔化”的形象
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始，電影原本與生俱來的娛樂色彩日漸削弱，與此同時批判日本侵略罪行的作品開始出現。這一階段，中國電影中的日本人普遍被塑造為面目猙獰、殺人如麻的“惡魔”形象。
伴隨著國內的反日、愛國情緒的高漲，有識之士們開始通過電影揭露日軍的侵略暴行，表達自己的憤慨。然而，日本政府對當時握有實權的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對電影實行嚴厲的審查。1937年在滿洲創立的“滿影”，與 1939 年在北京創立的“華北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1943 年在上海創立的“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華影)”，盡皆置於日本
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這一時期的影片慣用隱喻、象徵的迂迴方式來宣揚對日鬥爭，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狼山喋血記》、《風雲兒女》、《一江春水向東流》等。
電影《風雲兒女》海報
《風雲兒女》講述了 1932 年的上海，來到東北躲避戰禍的青年男女加入抗日遊擊隊的故事。此片 與同期的其它作品共通的主旨在於，通過描繪戰亂中民眾的苦難來激起國人的民族情緒。
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前集·八年離亂）》海報
《一江春水向東流》講述了因戰爭而離散的一個上海家庭跨越十幾年的悲慘遭遇。此片運用了真實記錄戰爭實況的影像資料，痛切地再現了日軍的暴虐行徑以及中國民眾在戰爭中慘遭蹂躪、忍辱負重的苦難史，激發了觀眾廣泛的共鳴。
這一階段的涉日影片，從總體來看，日本人形象有以下特徵：
第一、幾乎全部作為“背景”存在，以群體形象為主，鮮少出現個別化的日本人形象。
第二、猙獰恐怖、非人類的“惡魔”特徵被廣泛強調。
第三、影片中登場的日本軍人普遍被塑造成極端傲慢、野蠻無禮的形象。此種形象雖然是帶有誇張成分的刻板化塑造，但也不可否認確是對戰時真實存在的侵略者猙獰面目某種程度上的還原。
這種“惡魔化”的日本軍人形象塑造，既歸因於呼籲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訴求，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當時中國民眾民族情緒的影響。如 Geert Hofstede 所言：“形塑者述說異國形象的同時，往往無意間投射了自我的形象。形塑者將他者看作一個舞臺，在其間確認自我，展示自我的渴望、訴說自我的不安、恐懼與敵意。”也就是說，惡魔化的日本軍人形象，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至日本戰敗前夕中國民眾對日本侵略者極端厭惡和反感的態度立場，以及對亡國滅種危機的恐懼。
一言以蔽之，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侵略是中國電影中負面的日本人形象反覆言說和塑造的最根本原因。然而同樣屬於刻板化負面描寫，日本戰敗後“抗戰電影”對日本人形象的塑造又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愚蠢的失敗者”形象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以中國人民的勝利迎來終結。抗戰的勝利對電影製作界的影響在於中國影人終於開始獲有電影創作的主導權。
戰時離開日軍佔領下的上海的電影人們紛紛返回上海，開始持續地創作影片。此時的中國的電影人們在創作上終於不必再受到日本政府的制約，懷著滿腔的熱血與濃厚的民族情懷，他們在作品中尖銳地揭露了侵華日軍的殘暴行徑，記錄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蹂躪和苦難。同時，政府也大力號召電影人們拍攝了一批抗日題材影片。可以說建國以來的 50、60 年代是中國“抗戰電影”的黃金期。
日本戰敗以來，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塑造經歷了從側重於表現“惡魔”特徵到重點體現“愚蠢的失敗者”形象這一變遷過程。一眾作品中日本人形象均被塑造成“殘忍而又愚蠢、滑稽”的侵略者形象。殘暴而愚不可及的日本鬼子被在黨的領導下的人民群眾打敗的故事在這一時期被反覆言說。
《中國青年報》曾經做過一份調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抗戰題材影視作品前三甲分別為《地道戰》、《亮劍》、《鐵道游擊隊》，躋身前十的還有《地雷戰》、《小兵張嘎》、《狼牙山五壯士》等同樣攝製於 50、60 年代的作品。建國後的抗戰影片黃金期出產的抗戰電影的社會影響力之廣泛深遠可見一斑。
電影《地道戰》海報
對於大多數中國觀眾而言，說到日本兵，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會是《地道戰》中髙揮軍刀大喊“突擊”的山田這一角色。這部影片講述了為粉碎敵人的“掃蕩”，冀中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因地制宜地挖掘了大量地道，利用地道戰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影片先是在片頭部分大力渲染日軍的殘暴罪行，以達到充分激發民眾對日仇恨的效果。接著安排了村民們在黨的領導下，制定粉碎日軍大掃蕩的對策從而奮起反抗迎頭痛擊侵略者的情節。通過設置滑稽的情節來突出遭到反擊的日軍不堪一擊、潰不成軍的狼狽姿態，塑造了山田等陰險狡猾卻又外強中乾的典型日本軍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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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道戰》模式類似的影片《地雷戰》，講述了抗日根據地的共產黨員和當地農民們同心協力，用土造的地雷封鎖了附近的日偽據點，有力地懲戒了來犯日軍的故事。兩部作品同為60 年代“八一”電影製片廠所攝製的“紅色經典作品”。
這類模式的影片中，除了表現日軍的殘忍，狡猾，不堪一擊等特質以外，更多地致力於突出黨的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的無窮智慧。而這種日軍愚蠢醜陋特徵的漫畫式表現方法顯得十分具有代表性。
電影《地雷戰》海報
然而，上述簡單的臉譜化形象塑造方式之外，也有小部分相對來說較為鮮明立體的日本人形象。如前文提到的《平原游擊隊》松井一角，不同於同時代作品，臺詞使用的是相當純正的日語。一舉一動也更具有一種軍人應有的氣質與威懾力。
在松井身上，同期作品中臉譜化的日本侵略軍的形象特徵顯得不是那麼強烈。再有《紅燈記》中的日本憲兵隊長鳩山一角，既有身為侵略者狡猾、殘忍的一面，又被塑造為醫生出身並頗具中國文化素養的長者形象。較之同期作品一味表現日軍兇殘愚蠢性格的形象塑造方式，多了一些人性化的側面。
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可以說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而在這樣的形象塑造過程中，這種社會集體想象物也在歷史記憶、現實考量、民眾情緒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帶上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而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我們也能看到在對待抗戰影視劇中的日本人形象也日漸豐滿。這不但是時代的進步，也是藝術的進步。
毫無疑問，抗戰是中華民族永遠難忘的一段記憶，多年來，這段歷史也一直為我們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許多寶貴的靈感。我們也期待著看到更多越來越製作精良的抗戰題材電影能夠登上大銀幕，讓我們藉助電影銘記歷史，緬懷先烈。
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