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名只向马上取”的盛唐时代，王昌龄创作了一组以征人之妇为题材的诗歌,抒写了她们非常复杂的心绪。其中有对夫的夸耀。
例如《青楼曲》其一:“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白马金鞍侍从出入,其夫婿贵近可知,而闺妇内心的欣悦也不言而喻,于是托情于欢快的乐声。她的等待是欣慰的,即使有什么怨恼,那也是甜蜜的闲愁。因此清代俞陛云评之曰:“楼中小妇之感想,马上郎君之贵宠,皆于言外见之。”
然而,同样是杨柳纷飞的时节,同样是身处翠楼之上,王昌龄的闺妇诗更多的是表达思念夫婿、伤离悔别的愁怨。其名作《闺怨》即是一例。
闺中少妇不曾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此诗首句,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不曾”改作“不知”,后代选本各执一词。笔者认为用“不曾”较好,因为“不曾愁”特指诗中的闺妇之思。唯其是少妇,初为人妻,还沉浸在往日无忧无虑少女的心境角色之中。夫婿远征,她闲来无聊,正好趁着春日美好,严妆打扮独上翠楼去领略春天的景致。第三句“忽见”二字陡然一转,全诗情调为之突变。表面看来,这里的陡转完全因由陌头杨柳的作用,但是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细味此处的“忽见”二字,必须深透进闺中少妇微妙的内心世界,挖掘出景物所蕴含的复杂意旨。
从情绪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在情绪稳定的时候,欢乐与悲哀这两条情感脉络是大致平衡的。而当快乐的情绪不断积聚的时候,深藏于心的悲哀情绪的脉络也随着潜滋暗长,力图形成乐与哀的新的平衡,直至欢乐的情绪达到顶点之时,就出现了情感转化的契机。人的欢乐往往会在某种外界的刺激下陡然跌落;而悲哀的情绪相对地滞后、绵长,在这时便由隐而显,成为情绪的主导形
式。往往外界刺激越大、越突然,产生的惊心效果就越显著,导致的悲哀情绪也就越深厚。这就是经常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乐极生悲”的心理现象。此诗首句虽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但对远成丈夫的思念、对久别不见的怨恼同样隐藏在她的心灵深处,只不过在少女心态的支配下无从表露罢了。这就需要一个刻骨铭心的意象刺入她的心窝,成为其感情陡转的契机。这就是“陌头杨柳“陌头杨柳”四字颇耐人咀嚼。从表层意义来看,杨柳飘拂见出春色惹人,由眼前的美景自然地勾起了闺中少妇的离索之感。以双托单、以乐景衬哀情,是中国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
因而后代《牡丹亭》中也就抒发出了类似的感叹:“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然而在这“杨柳”意象的背后,分明又暗寓着种种复杂的情事,包含着曲折的隐喻。
前人说:“春时秾丽,无过桃柳”。春天野外,青年男女携手踏青,在杨柳岸边互诉衷情。所以欧阳修有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生查子),《诗经·陈风·东门之杨》中的“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晳皙”,谢惠连《秋胡行》中的“红桃含夭,绿柳舒荑。邂逅粲者,游渚戏蹊”,以及储光羲《钓鱼湾》中的“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等诗句,都表现了此等情状。因此杨柳也就成了俊男倩女甜蜜恋情的绝好见证。而今杨柳依旧青青,而征人却遥隔千里,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回味,愈增添了眼前的伤感。
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婀娜多姿的杨柳和离情相思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诗经·小雅·采薇》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柳者,留也。用春天的清丽之景抒写亲人离别之情,更多一层悲伤。或是夫妻相别,或为挚友互赠,都把自己的深情托寓在条条柳丝之上。而《闺怨》中的少妇也正回忆当日的别离,怨悔之情油然而生。因此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彼此依依惜别的深情,最容易唤起一种“柳丝长,玉骢难系”的伤离意绪。这样,“杨柳”也便成为千百年来思妇念远的一个典型物象。杨柳与春草一同勾起了少妇绵绵的思念,把自己的悠缈愁绪随着春草、柳絮传至千里边关。而飘拂的杨柳也好像负载着过多的伤感,与少妇的红妆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打上了离人的色彩。
这里,还值得玩味的是杨柳之“色”。古代男子的青布袍与杨柳、青草的颜色是一样的。从表面上看,两者似乎无甚关联。然而《诗经·郑风·子衿》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即有由色感兴,藉以抒怀的先例。后代这样的作品逐渐增多,并且把人与物之色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古诗·穆穆清风至》中“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青草,长条随风舒”。女子因自己的绿罗裾联及眼前的春草,再由这“青”色相通,思念远方的心上人。五代牛希济〔生查子〕中亦有“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王诗此处亦由眼前的杨柳之色念及远方的征人。诗有隐喻,但不明言,较之他诗则能见出一段曲折,也更多了一层隐忧。所以,对往昔欢愉的回忆、当日分手的追悔、绵绵愁思的省悟以及夫婿身形的遥思统统凝聚在这“陌头杨柳色”之上,因此承载着格外沉重的悲痛。在对这景色的观照当中,她刚才严妆登楼的轻快心情一下子跌落了,怨情悔意立刻凸现出来。也就是在这时刻,她顿然感受到闺中离妇所特有的酸涩愁绪,自己的心境也由一个闺中女儿转变成了痴情怨妇。元代杨载谓绝句之“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诗法家数》)。此诗的佳构也正在“忽见”二字的陡转,表现刹那间的感触。这是最富于启发性的一刹那,因而也是诗意最丰富的一刹那,引发广大读者进行无尽的猜度与联想。
那么,闺妇之愁缘何而来呢?来自对浪漫幻想的反省、年少轻别的悔恨,更来自对唐代兵役制度的怨恼。盛唐时代,成边封侯是男子求仕的一条重要途径。王昌龄也曾轻许“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变行路难》);然而在他目睹了久成边塞的将士连年征战的惨状之后,真切地感受到羁人思归的愁绪,所以由衷地发出“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其一)的感慨。这是其边塞诗的主要内容。唐代军队采用府兵制,兵士的服役期极长,少则二十五
年,多则四十年。一个青年如果被征召入征,他的妻子就差不多要守一辈子活寡。因此征人之妇尤其有伤离怨别之情。王昌龄的闺怨诗即从征人之妇这一方来表现独守空房的寂寞,抒发等待无望的愁苦。这样,诗歌就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于盛唐边疆政策的批判,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最后，我倒是想起来一些话题，不知对不对？不知好不好？那就是这句“悔教夫婿觅封侯”放到如今怎么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