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ier Blanchard 和 Lawrence H. Summers /文 刘铮/编译
导读：尽管上一轮危机已经过去，而各国的利率仍处在较低水平，这与过去的理论不符。虽然各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预期通胀仍低于潜在，实际产出仍低于潜在产出。作者认为，发达国家面临长期停滞的重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各国需要对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进行反思。编译如下：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演化抑或革命？大萧条后宏观经济政策再思考》一书包含了18个月前我们在彼得森研究所会议上的论文和讨论。尽管情况尚不明朗，但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件使我们将长期停滞视为发达国家的重大威胁。我们越来越相信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进行反思是有必要的。
我们在概述中写道：“至少，货币政策必须重新确立回旋余地。财政政策必须作为主要的稳定工具重新引入。金融政策必须继续调整和加强。这些措施我们称之为演化。然而，如果中性利率仍然极低，甚至为负，或者如果金融监管不到位，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变革——例如扩大财政赤字，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私人支出，维持更高的通膨率以实现更低的实际利率，对金融部门更严格的约束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时间会证明一切。”
自从我们撰写这篇文章以来，经济状况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
利率仍然异常偏低
根据市场和金融观察家的判断，尽管大衰退已经过去，但实际的中性利率并没有上升，甚至还下降了。事实证明，认为低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并将缓慢上升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美国，尽管采取了重大减税措施，近几个月来的10年期实际利率还是大幅下降至接近18个月前的水平。针对经济可能疲软以及通胀乏力的担忧，美联储主席表示，当前的紧缩周期可能已经结束，短期利率可能低于2.5%。市场认为，央行下一步的行动更可能是降息而非加息。在欧洲，为了应对经济疲软，当局推迟了将利率恢复为正的日期，同时开始讨论重启量化宽松（QE）。在德国和日本，指数债券表明负实际利率将是下一代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继续具有扩张性——日本、美国（强劲）和欧洲（温和）都在进行——但并未出现任何类似过热的情况。尽管采取财政刺激，通胀率还是没有达到美联储的目标——即使是在30年期预测下，市场预期通胀率还是低于2%。在欧元区和日本，通胀仍低于目标，且没有迹象表明目标很快实现。疲弱的通胀表明，尽管采取了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预期通胀仍低于潜在，实际产出仍低于潜在产出。
财政政策必须在未来的经济衰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两方面的状况导致了必然的结论：即财政政策在未来必须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即使在美国，货币政策也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应对标准规模的衰退。在美国，当政策利率下降500个基点时，经济衰退就会发生，该降幅是今天的两倍。但问题可能超越经济衰退，变得更经常，更基本。总需求可能长期保持低水平，意味着持续的低中性利率。负利率威胁可能长期存在，这意味着财政需要提供持续的帮助，同时意味着政策工具从货币到财政的戏剧性转化。
需要明确的是：更高的公共债务本身就有福利成本（尽管低利率意味着这些成本或许有限），不过在当前环境中，如果更高的赤字有助于减少或消除产出差距，那么收益可能高于成本。
日本的负利率为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理由
日本的长期负利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自1999年以来，政策利率一直处于或非常接近零，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了五倍。在财政方面，日本的平均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净债务增长了近90%。然而，零政策利率、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大幅扩张的财政政策没能将通胀率恢复到目标水平，也未能将产出恢复到潜在水平。长期以来，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们指责日本的政策错误和过度依赖赤字；现在很清楚，日本非常强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应是正确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只有当国家处于负利率时，才需要这些极端的财政措施，而美国现在已经脱离了需要这些政策的危险地带。这是错误的：
- 首先，当利率为正但接近于零时，需求的放缓可能使家庭和企业担心经济有回到负利率的风险，导致需求更低，并且有陷入困境的可能。
- 其次，即使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避免负利率（例如通过禁止现金或者对存款支付付利息）过低的利率也常常意味着过高的风险，包括更高的杠杆和更大的泡沫。
- 第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利率越低，其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越弱；事实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利率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利率的影响会发生转向——较低的利率会减少贷款。
- 第四，从长远来看，低利率可能会让僵尸债务公司长期存在，减缓再分配，并可能降低增长。
这些论点的经验证据并非压倒性的，但它们共同提供了保持中性利率合理高位的理由，并要求实施适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维持需求。
这继而又带来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的问题。他们可以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操作：在美国，当美联储购买长期债券以降低收益率时，财政部利用这个机会延长政府债券的到期日。然而，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协调却带来了一些微妙的问题：货币政策的主要进展之一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性，让中央银行自行设定通胀目标。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共同努力实现充分就业，这种独立性还能存在吗？坡度平缓的菲利普斯曲线的使得采取时间不一致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力，即以短期内有限的通胀为代价，冒着过热的风险；这种危险是否可以避免？
债务爆炸的风险可以降低
日本的公共债务状况引发了更为奇特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净债务已经达到150%，而利率还没有提高。但如果投资者担心风险并要求更大的利差，那么债务越高，避免债务爆炸所需的财务成本就越高。这就提出了如何降低风险的问题。一种方法是延长债务到期日，以便利率的增加只会影响利息支付，从而留给政府更多的调整时间。另一种方法是更多地依赖于隐性的、不可交易的债务，例如，赋予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险更重要的地位。还有一种方法是要求私营部门承担更多的债务。一般来说，由于政府有征税的权力，政府最有能力承担债务，但人们必须怀疑，在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上，这一论断是否仍然正确。人们可以考虑采取措施鼓励家庭减少储蓄，鼓励企业增加投资。这些措施或许是扭曲的，但是扭曲的代价可能低于巨大的公共债务的风险。
演化抑或是革命？具体方式的选择既取决于决策者的气质，也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状况。我们在这本书的具体章节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和大通胀导致宏观经济思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比过去十年的事件所引起的变化要剧烈得多。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中，随着低中性利率、财政政策重新出现并作为主要的稳定工具、难以实现的通胀目标以及低利率环境的金融影响的共同作用，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小，从而导致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和对政策如何实现最佳绩效的判断发生重大变化。
本文原题名为“Secular Stagnation Requires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Especially Fiscal Policy”。本文作者Olivier Blanchard是PIIE高级研究员，Lawrence H. Summers（哈佛大学）为《演化抑或革命？大萧条后宏观经济政策再思考》作者。本文于2019年5月刊于PIIE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