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文學節 No.1
【搜狐文化】2020年11月12日，第五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首場活動於線上成功舉辦。本次活動以“寫作生涯”為主題，中國作家劉震雲與德國作家大衛·瓦格納進行了一場精彩紛呈的文學對談。兩位作家交流了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在疫情期間的文學創作，以及對後疫情時代文學生活的展望。
劉震雲和大衛·瓦格納
嘉賓介紹：
劉震雲：
擅長用冷靜客觀的敘事筆調書寫無聊乏味的日常生活來反諷日常權力關係，著有《一句頂一萬句》《故鄉天下黃花》《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等作品，曾獲茅盾文學獎、埃及文化最高榮譽獎、法國文學藝術勳章騎士勳位等榮譽。
劉震雲代表作
大衛·瓦格納：
德國當代著名小說家，自 1991年以來，他一直定居在德國柏林。他的處女作《我的深藍色褲子》（Meine nachtblaue Hose）於2000年出版，並獲得了大獎；小說《四個蘋果》（Vier Äpfel）也被列入德國圖書獎的入圍名單；暢銷書《生命》（Leben）獲得2013年德國萊比錫書展圖書獎及中國“2014 年最佳外國小說獎”。他是伯爾尼大學世界文學的客座教授，其著作已被譯成16種語言。他的小說《生命》《四個蘋果》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譯者是葉瀾。《生命》榮獲 2014 年鄒韜奮年度外國小說獎。他的最新小說《被遺忘的巨人》（Der vergessliche Riese）榮獲2019巴伐利亞圖書獎。
大衛·瓦格納代表作中文譯本
主持人介紹：
戴濰娜：
青年詩人，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作品兼具古典靈秀氣質和西學薰陶，曾出版詩文集《瘦江南》、童話小說集《仙草姑娘》等作品。
戴濰娜
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
劉震雲與大衛·瓦格納聊到自己與文學相識相知的過程。
大衛·瓦格納回顧了自己的作家生涯，提及童年失去母親的經歷，對自己的重要影響。在那段艱難歲月，面對死亡這樣一個事實，瓦格納選擇了文學這樣一種探索的方式。他認為：“文學和寫作一直是在探尋生命的意義。”
劉震雲則舉了《我不是潘金蓮》的例子，講述一箇中國的普通農村女性在遭遇巨大誤解後如何去奮起反抗，卻又遭遇無視，但像這樣被遮蔽的人物，恰恰應該是文學照亮的對象。他認為：“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
“當李雪蓮(《我不是潘金蓮》女主人公)對家裡那頭牛說‘你相不相信我不是個壞女人’的時候，她身邊有第二頭牛，他叫劉震雲。”劉震雲以此形容自己所理解的作者的作用。
隨後，兩位作家聊起閱讀對方作品的體驗。瓦格納欣賞劉震雲對底層人物的社會關懷，讚賞劉震雲幽默而不失悲憫的現實書寫。劉震雲認為瓦格納是一個獨特的作家，因為他不是把某個人物作為小說主角，而是致力於通過小說描寫一種深刻的生命體驗。他對生活場景的捕捉力極其強大。他舉了《生命》這本書的例子，談到瓦格納的寫作具有自由流動的特質，他的小說章節並不冗長，而是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納密集的體驗，他的敘事技巧融合現實主義與意識流，對氣味、顏色、生活的細節有敏銳的觀察。
以幽默之輕，化生活之重
第 5 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主題為“復甦/省思”，旨在透過作家們的視角，探究全球議題、文學文化及深度思考社會。兩位作家也圍繞這個主題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他們就文學的“輕與重”、如何抵抗遺忘進行深入探討。
瓦格納認為：“這的確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作為一個作家，我們很難決定自己怎樣寫作，我寫作的出發點是：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我必須要理解它是怎麼發生的，這件事為什麼會存在。文學是尋找生活中某種真實的藝術，作家通過諷刺、幽默等方式，能夠去接近生活的答案。”
關於如何處理沉重的話題，劉震雲以自己的作品《溫故一九四二》為例，談到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萬民眾離鄉背井、外出逃荒，這是一件非常沉重的歷史事件，那作家如何處理呢？劉震雲說，讓他真正想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在多年以前，他回到老家河南延津縣，採訪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災民後代。他問起自己的外祖母有關1942年發生的事情，外祖母問：“1942年是哪一年？”劉震雲說：“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祖母問：“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後來，這段對話收進了他的報告體小說《溫故一九四二》裡，也成了電影導演馮小剛的新片《一九四二》的結尾。
劉震雲還通過一個事例比較了外國人和中國人對待災難和死亡的不同態度：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遭遇災難臨死前可能會問：“我為什麼要死？政府為什麼坐視不管？”但河南人在臨死前會給世界留下最後一次幽默：老張要死了，想起了3天前死的朋友老李，覺得自己比他多活了3天，值了。心無抱憾。
劉震雲認為：“面對嚴峻，不妨採用幽默的方式。當災難頻繁發生的時候，就變成一種嚴峻。用嚴峻對付嚴峻，嚴峻就變成了一塊鐵。當你用雞蛋去碰鐵的時候，雞蛋就破了。但當你用幽默對付嚴峻，嚴峻就變成一塊冰。幽默就是大海，當嚴峻這塊冰掉入大海之後，就被融化了。”
在讀者提問環節，有一位王先生提問作家瓦格納：“文學某種程度可以預測未來，那是否也是對未來的反思呢？”
瓦格納說：“我希望文學可以是任何東西，剛才我說文學可以預見未來，這可能是有些誇張的，它有時候需要某種巧合。例如在我創作一本書時，我設想了一個時刻，柏林在白天也變成一個空蕩蕩的空間，但在日常現實裡，這是很難實現的。可我們知道，突如其來的疫情、突如其來的封鎖，讓我們現在在柏林可以隨處找到空蕩蕩的地方，這是我們之前所沒有預料到的。”
瓦格納提到好的文學對生活具有反思性，有讀者也問到疫情期間文學的反思作用，劉震雲對此回答：“疫情對世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疫情期間，包括作家，很多人也在反思當下的生活。”
而當被一個讀者問到：“幽默有什麼收集方式，進而運用到小說？”時，劉震雲笑著說：“生活中就充滿了幽默，甚至到了荒誕的境地。有外國讀者說我是中國最幽默的人，其實我不是，中國有很多人比我幽默，在我們村，我是最不幽默的人。”
針對作家如何應對全球疫情的問題，瓦格納也補充道：“對於全球的疫情，它可能也是提供給作家的一個任務。我們要找到一種方式描繪它、呈現它，把發生在當下的困境用文學的方式記錄下來，而不是無視。”
編輯 | 張露曦、任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