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秋戰國，是一個孕育新生的時代。列國紛爭五百年，最終由秦國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並由此開闢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時代，使得中國在較長的歷史時期中一直是世界文明中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問題在於，戰國群雄並起，為什麼只有秦國能完成這一偉大事業？
在我們既往的認知裡，大多數人知道的是，商鞅變法起到了一個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僅僅因為這一個原因嗎？今天，我們從秦王朝建立的特定時代出發，來系統的探討一下秦國取勝的奧秘，深思秦王朝一統天下背後的時代邏輯。
秦王掃六合
時代使命：列國紛爭原因與歸宿
春秋戰國歷時五百餘年，分兩個時期。前一部分是春秋時期，得名於孔子。後一部分是戰國時期，得名於西漢劉向的《戰國策》。這一時期是中國最為分裂動盪的時期之一，動盪的根源在於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建立起來的“分封制”走向崩潰。武王伐紂，建立西周王朝，併為之構建了一套符合當時歷史形勢的統治法則。
分封制、宗法制以及禮樂制度，三者共同維護著西周社會的穩定。但這一秩序的特點在於宗主國必須長期保持強大的控制力，能夠壓服諸侯。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諸侯的勢力不斷膨脹，周王室的控制力衰弱，反而不得不依賴於諸侯，舊秩序的崩潰就成為必然的趨勢。當社會秩序走向混亂，社會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歷史的使命在此時就轉變為如何完成社會秩序的重構，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湧現出一個像曾經的周王朝一樣強有力的政權。
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餘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 柳宗元·《封建論》 分封制下存在著大大小小上百個國家，誰才是歷史的“天選之人”呢？在經過長時間的分裂混戰後，湧現出“春秋五霸”以及“戰國七雄”。齊、晉、楚、秦、宋，在第一輪的角逐中脫穎而出。晉國本來是很有希望奪取華夏王朝的皇冠的，可惜在長時間的政治鬥爭中，公室衰落，大夫崛起，最終被權臣瓜分。三家分晉拉開了戰國的序幕，也讓國際局勢產生了新的變化。宋國的崛起是短暫的，很快就喪失了其霸主地位。新的歷史格局是由韓、趙、魏、楚、燕、齊、秦七國主導。晉國在一分為三後依然稱雄中原，可見其國力的強大。燕國是自召公分封一直存續而來，雖然春秋時期他的存在感不高，但在戰國成為新起之秀。
進入戰國，各國衝突的量級得到了更大的提升。而最終奪取勝利的秦國還相對比較落後，七雄之中，不管是老牌強國的齊、楚，還是新興的三晉，都要比秦國更為強大。轉機發生在哪裡呢，是公元前356年開始的“商鞅變法”嗎？這沒錯，但秦國想要取得日後的成就，其路途還很漫長。
一個國家的強大，就是看他綜合國力的強盛。政治、經濟、軍事三者齊頭並進，是其強大的根本。所謂政治，一在於政治建設，二在於政策指向，而經濟考量在一定歷史時期有一定的條件，軍事實力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前兩者。這三者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內在要求，再輔以一定的外部條件，才能最終促成其事業的進步。
秦滅六國
經濟溯源：新的經濟形勢的形成與走向
我們之前說過，時代的使命是要重構社會的秩序，那要構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秩序才符合時代要求呢？這不是依據某個人的奇思妙想決定的，而是取決於一定的歷史條件。春秋戰國的歷史條件是什麼呢？
馬克思主義原理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我們要把目光放到當時的社會經濟上來。春秋戰國是一箇舊制度走向崩潰，新制度在孕育萌發的時代。而體現在社會經濟上，就是井田制走向沒落，土地私有制度在發展。“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更不要說一個社會的發展嬗變。一個宏觀的社會變革的時間尺度，僅僅看春秋戰國這五百年歲月猶顯不足。井田制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制度下的，其歷史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氏族社會時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小雅·北山》正是由於那一時期，隨著氏族社會的發展，氏族首領或者說奴隸主貴族可以憑藉其公權力強迫氏族成員和奴隸參與自己的生產勞動，井田制就是這一現象的制度化。在夏商周時期，受限於生產力水平的落後，集體勞作是保證社會生產穩步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從大禹治水以後，因為河流沖積帶來的平坦肥沃的土壤，為這一生產模式的形成也提供了充分條件。多個因素共同促就了井田制的形成。井田制下，土地歸以國君為代表的奴隸主階層所有，農民需要首先耕種“公田”，然後耕種“私田”。公田的收成歸貴族所有，這實質上還是一種租稅。
變化的原因在於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的發展主要在於農業產能的進步，為了促進糧食產量一般有兩種方式：提高單位面積產能或者擴大耕種面積。前者的發展要求要精耕細作，在育種、施肥、防災等方面下功夫。後者則要求受限比較多，當時實行土地國有，就不允許私人開墾田地，而生產工具的落後也限制了這一切。我們的歷史課本著重為我們提到了“鐵犁牛耕”出現的重要意義。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欘，試諸壤土。—— 左丘明·《國語·齊語》
雖然當時的中國早就進入了“銅器時代”，但由於金屬冶煉的技術難度較大，成本較高，其主要用途是製作禮器、兵器、食器等器物專供貴族享用，而農具則普遍使用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磨製石器。後來由於鐵器出現，因為鐵器的冶煉技術並不成熟，鐵器的質量並不好，因此被視為是“惡金”，鐵器得以走進農業。鐵器農具的出現與牛耕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使得農民有精力開墾更多的農田，於是私田的出現便不可遏制。雖說在法律上土地歸國家所有，私人不得開墾。但由於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現有的農田不能滿足農民的生活所需，而現在農民又有能力去耕種更多的土地，這種鬥爭就不可避免。
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左丘明·《左傳》鬥爭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時期，最終是以魯、鄭兩國的改革最終確定了土地私有化的發展方向。魯國的“初稅畝”改革就是土地不分公私，一律按畝徵稅，在法律上承認了土地私有。自此以後，各國都遵循了這一發展方向進行改革，最出名的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經濟措施在於重農抑商、鼓勵耕織，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主要發展種植業與紡織業。糧食與布帛都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商鞅為秦國制定的經濟措施就在整合資源，促進生產潛能的發揮。其改革最徹底，收效自然最好，所以“秦民大富”，為後來的統一戰爭提供了物質支撐。
政治探究：戰國時代國家機器的重構
說完了經濟基礎，我們就來說說上層建築。之前說過，西周以來中國是處在分封制下，但這種制度的固有缺陷在新的歷史形勢下難以維持，其根源就在於分封制並不是垂直管理方式，地方是實權派。而列國之間的爭霸戰爭在進入戰國時代後衝突的量級進一步提升，這就對諸侯國的統治提出了嚴峻考驗。
在春秋時代，戰爭還是延續古典的戰爭模式，士兵只能由貴族充任，平民是不服兵役的。但這種模式就決定了戰爭的規模不會太大，對綜合保障能力的要求也相對較低。但進入戰國，各國動輒數萬的大規模戰爭使得國家機器受到嚴峻考驗。戰爭的最大消耗品是士兵，動輒數萬士兵的動員與傷亡使得原有的以貴族為主體的兵役模式難以維持，農民不得不被徵召入伍。而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對物資的消耗是驚人的，諸侯為了滿足軍隊的需要不得不建立一個更有效的綜合保障體系。
而這一體系的建立是依賴於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完成的，這就需要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而在這一過程中，佔有大量生產資料的奴隸主貴族成為了集權國家建立的障礙。削弱封建貴族的實力，把原本由貴族享有的世襲土地納入國家控制之下，促進自耕農的發展，這是新的歷史形勢。摧毀世襲貴族階層，發展新興的地主階層力量是這一時期的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但這樣一來就要求各國要和舊勢力做鬥爭，而舊勢力往往是強大的，這個鬥爭的過程充滿了血腥與殘酷。
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鬥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不僅是商鞅變法，其他國家也在進行類似的改革鬥爭，只不過大家下場都不好，商鞅被車裂，吳起被射殺。只不過商鞅變法的成果被完整保留並發展，所以秦國取得了成功。商鞅取消了秦國的世卿世祿制度，確立了軍功爵制，基本摧毀了世襲貴族；商鞅為秦國建立縣制，確立了新的垂直管理的政治模式，有效加強了中央集權。這帶來的作用是秦國成為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機器，為統一戰爭提供了政治保障。
而關於為什麼列國都在嘗試打擊舊貴族，但只有秦國取得了成功，這是和秦國的國情分不開的。秦國得到分封比較晚，相對比較落後，其封建貴族勢力也就相對薄弱。秦人以武立國，秦國的國君在秦國的興衰歷程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使得秦國的君權相對強大。秦孝公對商鞅的堅定支持是最重要的，而後續的秦惠文王能繼承商鞅的政治遺產也是其變法成功的重要原因。
可以說在政治建設與經濟改革中，秦國走到了列國的前面，但僅憑這些還不足以支撐秦國的統一夢想。
內外條件：先天的優勢與開明的政治決策
從地理位置上看，秦國地處中原的西部，其核心地帶是關中地區。而關中地區四面環山，地勢險要，函谷關是進出秦川的重要門戶。而秦國的北部是黃河天險，自從秦國從魏國手中奪回了河西之地，其戰略形勢更為有利。秦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進可攻，退可守，佔盡先機。 而反觀三晉，尤其是魏韓兩國，則吃盡了地理環境的苦頭。
本來在春秋時期，強大的晉國是擋在秦國東出路上的一座大山，但隨著晉國的分裂，使得秦國的壓力驟然減小。魏韓地處中原，地勢平坦，無險可守。其北有燕趙，南有強楚，東齊西秦皆是強敵，可謂強敵環伺。在這樣的環境中除非其永葆強大，否則必被宰割。春秋時期崛起的鄭國在鄭莊公時期稱雄一世，但其死後諸子奪位，鄭國迅速沒落，被衛、宋、楚、晉輪番侵辱，淪落為仰大國鼻息的“騎牆派”。繼承鄭國基業的韓國下場也是這般淒涼，魏國還強大過一段時間，但魏國的國力在魏惠王手中迅速衰頹，被齊、秦、楚等國打到一步步淪為二流國家，下場也是悽慘。而這兩國也作為秦國家門口的擋路石，在統一戰爭中被秦國第一個一腳踢飛。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 李斯·《諫逐客書》秦國的國君相比六國更為進取，能夠吸納人才，採取有利於自己的政治舉措，是秦國奪取勝利的又一個充分條件。秦國自戰國以來先後湧現出秦獻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多位雄主。其捍衛秦國基業，為秦國強大奠基，推動秦國迅速擴充實力，最終完成統一大業，歷經七代國君，可謂艱辛曲折。商鞅變法給秦國湊了一副好牌，但再好的牌也要一個優秀的牌手才能打好。
秦孝公任用商鞅，秦惠文王任用張儀、司馬錯；秦昭襄王任用範睢、白起；秦始皇任用李斯、呂不韋；這都為秦國的繼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反觀六國不是昏君就是佞臣，不能很好的吸納人才。商鞅本是衛國人，求仕於魏而不得；張儀也是魏國人；司馬錯祖上是齊國人；李斯是楚國人，但他們都來到秦國，因為只有秦國肯吸納人才。六國之內最負盛名的是“戰國四君子”，這其中只有信陵君魏無忌是有才德之人，其他的都空負盛名，尤其是平原君趙勝，沒有他的利令智昏，也許就不會有趙國的長平慘敗。
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 —— 劉向·《戰國策·秦策》
在任用人才的基礎上，秦國做出了一系列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戰略決策。就比如著名的“司馬錯論伐蜀”，如果秦惠文王沒有采取司馬錯的建議，秦國就不會奪取巴蜀。而秦國奪取巴蜀，派太守李冰治蜀，李冰在任期間修建都江堰，使得巴蜀成為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有了巴蜀這樣一個重要的後勤基地，秦國的戰車才能走的更遠，打的更久。在秦趙長平之戰中，正是有了巴蜀的物資支持才使得秦國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成功奪取了長平之戰的勝利，這對秦國的發展意義重大。而後來的秦王政在位期間任用“間諜”鄭國修建鄭國渠，使得關中平原農業的發展得到極大促進，秦國的造血能力不斷強化。
所以，六國打一次弱一次，越打越弱，而秦國即使失敗也能很快恢復，越打越強。小結
秦國的強大正是建立在這一連串的內外優勢上，對內有強有力的政治機器、有更合理的經濟制度、有開明的人才機制、有合理的政策指向，對外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以及相對弱勢的六國政治，所以秦國才能完成歷史使命，重構中國社會的社會秩序。這得益於上天給予的機遇，更多的是秦人自己的進取精神，其艱辛歷程複雜曲折，並不僅僅包括在一次徹底的變法之中，也不僅僅在於某個人物的推動。
參考文獻：劉 向 《戰國策》；司馬遷 《史記》；左丘明 《國語》《左傳》；李 斯 《諫逐客書》；柳宗元 《封建論》文：故壘蕭蕭 圖：網絡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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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歷史的悲涼感才最讓人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