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來臨的“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在這一歷史節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全局的高度，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對新發展階段我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作出系統闡釋，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及其趨勢作出深入探討，寫就了新發展階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序言”。
對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對象的變化作出了深刻闡釋
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這不僅在於作為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社會經濟關係是歷史地變化的，還在於作為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經濟過程和經濟運行也是歷史地變化的。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交替的歷史時刻，我們面對的中國的社會經濟關係和國際的社會經濟關係，正發生著深刻的急劇的變化。對這些變化作出準確判斷，把握這些變化的本質特徵，成為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序言”的首要問題。
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發展前景總體向好。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在大力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在經濟結構優化、質量提升、效益升級、動力變革等方面，已經取得明顯成效和突破性進展。在面對各種經濟社會風險衝擊和困難挑戰中，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強大的應對定力、經濟實力、創新活力和抗風險能力。但是，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條件等方面的變化，也產生了諸多發展中的困難和挑戰，甚至危機。這其中有多年以來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痼疾、體制性症候和週期性變化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有當下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特別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經濟過程中生產和流通、分配、消費環節受到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循環和週轉嚴重受阻，在抗疫形勢最嚴峻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一些方面一度按下“暫停鍵”。同時，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嚴重惡化，國際經濟交往特別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顯著萎縮，國際金融市場跌宕起伏，世界經濟陷於深度衰退，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發生急劇動盪和深刻調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的：“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
我國經濟過程和經濟發展面臨嚴峻的風險考驗，但是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改變，經濟發展的“大局”依然在掌控之中，成就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機”“新局”依然存在，謀求“大勢”、成就“大事”的制度優勢和發展動力依然強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我們要著眼長遠、把握大勢，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研究新情況、作出新規劃。”
對新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及其新要求作出深入分析
要辯證分析和全面理解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要深刻把握和充分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及其新要求，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推進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躍升。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四五”時期是新發展階段的開端，如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涵蓋物質、文化、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實踐一切為了人民、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的實際體現。美好生活所涵蓋的各個方面需要，歸根到底要依靠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髮展來逐步實現。這“五大建設”作為“供給”一方，與“需求”的增長相比，還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不斷推進發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就成為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徑和根本要求。新發展階段，特別是在作為這一階段開局的“十四五”時期，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導，在發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上取得顯著成效，更好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努力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更加註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更好地實現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發展目標，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為了解決好這些發展中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對新發展階段經濟理論和實踐作出整體部署：
提出了新發展階段要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內需潛力隨著美好生活滿足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斷釋放，提升日益強勁的國內大循環活力，成為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根據。
提出了新發展階段要強化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現狀，就要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就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些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中改變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狀的根本要求。
提出了新發展階段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適應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社會行為方式、社會心理等深刻變化，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健全全覆蓋、可持續的社保體系，強化公共衛生和疾控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加強社會治理，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成為處理和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的現實基礎。
在新發展階段，抓住了社會主要矛盾，牢牢把握新發展格局、新發展動能、新發展活力、發展新局面，以及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新發展階段中呈現的發展新格局、新動能、新活力、新局面和新優勢，構成了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序言”概述的理論綱要和思想挈領。
提出了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的戰略思維和根本方法，對新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總體過程和環節之間的關係作出全面認識
“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這是今年5月份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對經濟形勢分析中幾次提到的重要思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的講話中再次作了強調。這也是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中戰略思維和科學方法的集中體現。
“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戰略思想的核心要義就在於，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的新特徵和新要求，提升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導意識，增強辯證分析能力和總體意識，把握經濟過程及其基本趨勢，勇於鬥爭、善於鬥爭、敢於鬥爭，著力於“育新機”“開新局”，在“兩個一百年”交匯的節點上，交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合格答卷”。
無論是“育新機”還是“開新局”，都有一個如何處理好經濟關係和經濟運行總體及其各環節之間關係的問題。馬克思在對政治經濟學對象闡釋時，提出 “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而“生產就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9頁），揭示了社會經濟運行過程的特徵和趨勢。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把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闡釋的理論，運用於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中，賦予馬克思這一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在戰略思維上，要著力打通經濟運行和過程中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及其聯繫，在總體上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逐步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要防止從經濟運行的單一的環節或局部的過程看待發展問題，也要避免按一時的經濟變化靜止地或片面地判斷經濟走勢。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要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地依託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全面開拓新發展階段中“育新機”和“開新局”的新優勢和新路向。
無論是“育新機”還是“開新局”，也都有一個處理好發展、改革和開放的總體關係的問題。作為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序言”，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在發展問題上，要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要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關鍵核心技術要儘快實現實質性的突破。在改革問題上，要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拿出更大的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開放問題上，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人類是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也是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課題。
初步釐清和提出了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課題和新導向
推進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建設，是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的重要思想，近5年來一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重要課題。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新的探索。
提出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中“術語的革命”的問題。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頁）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我們在“重大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其中主要如發展理念、所有制、分配體制、政府職能、市場機制、宏觀調控、產業結構、企業治理結構、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在政治經濟學概念和範疇上的這些重要論斷，實際上就是“術語的革命”，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科學基礎。
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作出新的概括，呈現了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序言”的意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對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新發展理念理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三權”屬性理論，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理論，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理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統籌發展和安全理論等作出系統化的概述，進一步指出，“這些理論成果，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提出研究和探索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問題，成為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序言”的標格。一是要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不斷髮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二是要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充分反映實際情況，使理論和政策創新有根有據、合情合理。三是要把握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短期波動中探究長期趨勢，使理論和政策創新充分體現先進性和科學性。四是要樹立國際視野，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繫互動中探討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這四個方面，成為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序言”的方法指南，成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新篇章的思想指導和學理依循。（作者：顧海良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