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让美国公然以中国为敌，甚至直接开动他们部署在亚太地区的情报机关，全面对我国开展各种形式的间谍行动。
最常见的，就是利用强大的技术手段，监听我国的通讯信息，派出高空侦查机飞越我国领空进行密拍，所以，在50年代，我国经常击落美国飞机，抓获美国特务。
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是我国抓获美国特务最多的时期，1954年11月23日，我国就公审了两起美国特务案，有力打击了美国间谍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
第一起案件，是1952年11月，美国汉城特务机关派出一架间谍飞机，飞临我国吉林省某地，企图从空中通过“空取装置”，像钓鱼一样，从空中将之前秘密空投到我国的一名特务“收回”。
结果，这架飞机被我边防部队击落，驾驶员丧生，两个特务唐奈和费可图跳伞后，被我军抓获。
第二起案件，是1953年1月12日，美国一架B29改装的间谍机从日本横田出发，到我国辽宁安东地区（今丹东）进行侦查，结果被我军击落，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581空中补给通讯联队上校司令阿诺德、美军第91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包莫、上尉机长维地等人，跳伞后被抓获。
这两起案件，涉案美国人共11名，还有22个蒋帮特务，我国依据充分的证据和铁的事实，对这些特务进行了严厉而公正的审判。
美国立即通过英国大使向我国递交“抗议书”，毫不羞耻地编造自己都可能觉得滑稽可笑的“事实”，对于第二起案件，由于是军机，而且大量军人被俘，美国不好抵赖，就硬说他们的飞机只是去北韩空投宣传单而被击落的，是战俘，不是间谍。
第一起案件，美国的辩解更加“无厘头”，他们说唐奈、费可图都是“平民”，乘坐的是从朝鲜到东京的民用飞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击落在中国吉林境内”。对这种纯粹“街头无赖式”的狡辩，我国当即给予驳回。
美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把他们操纵的联合国搬了出来，美国代表诬告中国用非法手段对待美国公民和被俘军人，并逼着联合国就此讨论通过谴责中国的决议，妄图借助联合国施压，逼着中国释放这11个间谍，以及其他被我国拘押的联合国军被俘官兵（其实，此时我国已经遣返了战俘）。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左右为难，但他更怕得罪美国，于是不得不三次拍电报给中国，表示自己愿意不辞劳苦，亲自前来中国进行斡旋。
考虑到我国当时正在争取联合国地位的问题，而且也是联合国秘书长第一次提出来华，周总理高瞻远瞩，同意接待哈马舍尔德，并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磋商。
在处置这些间谍的问题上，周总理一再郑重表示，这纯属中国的内政，即使联合国也不能干涉，并向秘书长展示所有事实和证据，以及间谍自己的口供。
不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周总理也给了秘书长很大的台阶，说中方允许间谍家属来华探望，并表示，如果这些间谍悔过表现良好的话，我国会给予宽大的。
哈马舍尔德访华后不久，我国首先释放了4个没有经过特务训练的飞机驾驶员，随后又以狱中表现“良好”为由，释放了这些美国特务。
当这些美国特务得知自己被释放的通知后，都非常激动，因为这跟他们之前得到的印象完全不同，他们也终于知道，原来中国人这么大度友善，是美国人比不了的，因此，在他们登机回国的时候，都不禁高喊：“谢谢中国！中国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