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剧《清平乐》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宋朝的宰相动不动就会引咎辞职，官员被免职的频率也很高，但往往过了一阵子又会被重新启用。感觉范仲淹和晏殊就是走马灯似的互换，不是你给我送行，就是我为你饯行。
还有一段很典型的剧情是刘太后去世了，八大王出来指证刘娥毒杀了皇帝的生母李顺容，要求皇上为李太后报仇，而当时的丞相晏殊为了平息事端，主动的揽下了全部的罪责，愿意引咎辞职，仁宗皇帝虽然有所 不舍，当时为了大局还是同意晏殊引咎辞职。
这是电视剧中的剧情，翻翻历史书，你会发现，有宋一朝，宰相辞职的例子还是蛮多的。
宋朝都有哪些宰相辞职的案例？
比如 ，天圣七年（1029），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引咎辞职，后罢相出守青州。
宝元元年（1038），宋境发生“冬雷地震”，灾害频仍，而以宰相陈尧佐为首的政府应对无方，赈灾不力。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对政府发起弹劾，认为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尸位素餐、庸碌无能，必须对眼下发生的灾异负责，最后迫使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宰执同日请辞。
一个谏官能做到这一步，不得不说威力还是蛮大的，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韩琦也当上了宰相，因为“不赴文德殿押常参班”，被御史中丞王陶弹劾为“跋扈”。韩琦自请辞去宰相之职。
宰相引咎辞职的根源在于“宰相副署制”
按照宋朝惯例，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或者引咎辞职。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灾乃是上苍对人间执政的警告“阴阳不和，责在宰相”，天灾降临，执政的宰相难辞其咎，当然需要引咎辞职。
体现在制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诏书）尽管出自君主之名义，却必须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制是“责任内阁”制度的起点。治理有过失必问责，责任即由副署之宰执承担，这是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宪法惯例。
用南宋朱熹的话说：“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我们从宋朝历史中可以看到，每当出现严重的灾害事故，而政府解决不力的时候，有担当的宰相总是会引咎辞职；如果他不主动请辞，代表天下公议的台谏也会上书弹劾，迫使执政官辞职。辞职可能于事无补，却表明一种负责任的姿态。
皇帝不能辞职，但必要时要下罪己诏
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领袖，对于他是没有引咎辞职这一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君主的更迭震动太大，假如频繁地更换君主，势必引发政治动荡。但皇帝并不是一点 道义责任也不担当，面对太严重的天灾，有时候皇帝也要下诏罪己。
嘉祐元年（1056），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诏：
“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诏令得非未便、狱讼颇枉、赋役烦急，既民冤失业者众，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
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但对古人而言，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
罪己诏表达的是君主的道义责任与政治责任，而不是具体的行政责任。行政责任由宰相负责，因为宰相才是政府的领袖，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者。
君主既然不容有错，那么就只能作为尊贵的国家象征，而不得过问实际行政，不负行政责任，如是，政府有错，由宰相担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句：宋朝宰相因为发生灾异而引咎辞职，既是“阴阳不和，责在宰相”这一古老观念的逻辑结果，也是宋人有意识地构建“责任政府”的制度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