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邯郸城位于古代发源于西部丘陵地带的牛首水（今沁河）和拘水（今渚河）二水的冲积扇平原上。目前这里还没有发现商文化遗存的情况说明，今邯郸城在商代很可能还处于河流交汇地带，没有得到完全开发。而邯郸西部地区（今武安一带的洺河流域）的磁山一带，在新石器时代中早期就成为一处人类的活动中心，1972年在此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磁山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时代的遗存，在永年洺河流域（南北洺河交汇以后流段）的石北口、赵窑一带已经发现几处。自1960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文物调查并于1986—1987年先后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出土陶、石、骨、蚌、角等器1033件，还清理了房基1处，窖穴96个，墓葬8座。其出土的大量“红顶”陶器和常见的划纹、弦纹、指甲纹、几何线等彩陶图案以及鼎、罐、钵、碗、盆、壶、瓶等器物组合情况，属豫北、冀南地区常见的富有明显地方特征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分早、中、晚三期。《永年县石北口遗址发掘报告》认为，石北口遗址早期与北辛文化中期及半坡类型早期相当；中期与半坡晚期同时；晚期接近庙底沟类型早期的年代。这处重要遗存的早期出土陶器，与其西南南洺河北岸的磁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编《邯郸考古文集》，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15页）。龙山文化、商文化及西周文化遗存已在涧沟、彭家寨、龟台寺遗址中发现。而且涧沟遗址中龙山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尤其在涧沟西北15公里处的赵窑遗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这里发现了60余处商代墓葬，说明这里是一处商代的贵族墓葬区。赵窑遗址位于石北口遗址西3公里处的洺河西岸台地，其南侧是南、北洺河交汇处，其北侧是洺河与马项河（呈西南东北流向）的交汇处，正处在三河汇流的地带。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古部门在此发掘了商代墓葬50余座，出土的大量商代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精美器物，这些出土器物与石北口遗址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又基本相同。同时，它与其东南（约15公里）的涧沟、彭家寨、龟台寺等商代文化遗存，应该有着某些重要关系。由此可见，邯郸远古时代的文化走向，是沿着邯郸西部的河流自西向东发展的，也就是说从太行山东部的丘陵地带逐步向东部的河谷平原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商末的邯郸城有可能在今邯郸市区西部、西北部一带。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有待于今后考古的发现来证明。
以上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两个方面论述了早期邯郸城兴起的可能性。当然其中也确实存在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即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西周时期有关邯郸的文献材料。不过，到了春秋时期，具体说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邯郸城发展成为黄河北岸地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春秋•谷梁传》记载，在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时，卫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孙免余在卫献公的默许下，发兵攻杀了专权国政的大夫宁喜，宁喜的同党、献公的弟弟卫鱄(专)，为此而“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关于“絇”，一说是鞋头装饰，一说是织捕鱼的网。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邯郸是—个手工业发达、而且行业内部分工较细的工商城市。《韩非子•外储说左》也记载：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
晋平公在位的时间，自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至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与上引公元前546年的时间相当。这段对话突出了中牟的地位，却反证了邯郸的地位比中牟更重要。在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时，赵简子将伐卫所获的500户就一次性安置到了邯郸。三年后，赵简子要邯郸午(邯郸大夫)“归吾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赵简子所据晋阳(今太原)，他在扩建晋阳新城之后想把安置在邯郸的500户迁往晋阳，而邯郸赵氏没有答应，由此便引发了赵氏内部争夺邯郸的持久战争。可见，当时的邯郸一次就可以安置500户人家，说明这时的邯郸城已具相当的规模。
一个城市的地位无非是由政治、经济、军事三个要素构成。无论其政治或军事地位多么重要，必须靠经济实力来支持。《国语•晋语九》记载有赵襄子与随从的一段对话，其中有“邯郸之仓库实”一语，仓库的富足是城市经济实力的反映，也是工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公元前6世纪中叶，亦即在春秋末年，邯郸城市经济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与实力，而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在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至少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邯郸正是经过殷商后期以来的发展，到春秋时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为以后战国时期赵国迁都邯郸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再者，邯郸早期城市的兴起与它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有着直接关系。自古以来，沿太行山东麓台地就有一条传统的南北大道，邯郸恰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与山西东出华北平原的自然孔道滏口陉的交汇点上，滏口陉是“太行八陉”之一，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这条孔道主要有三条走向：一是沿鼓山之北的洺河至临洺关（石北口）一带（滏口北路）；一是沿紫山之北的武安东出邯郸（滏口中路）；一是沿鼓山南麓自固镇、磁山东出临水（滏口南路）。司马迁称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史记》卷89《货殖列传》）。这里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发达。优越的交通条件使其同时又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我国早期的古代城市，都是政治活动场所和军事堡垒。邯郸作为商纣王的“离宫别馆”，就是商纣王的政治活动场所和军事堡垒。
综上所述，邯郸城兴起于殷商纣王时期甚至时间更早一些，不仅有文献的明确记载，而且从考古材料也看得较为清楚，对此是毫无疑义的。
（该文系作者在2000年2月25日“邯郸建城史专家论证会”上的主题发言稿，载《邯郸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收录本书时作了适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