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对于真正的创作者,凡墙皆可是门|访谈

李浩

我相信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愿意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作家愿意自己写下的不过是“已知”的小说,因为这对文学而言是无效的。我觉得哪怕这本书我付出了再多努力也不是终点,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在文学上的精进。

对于真正的创作者,凡墙皆可是门

“70后”实力作家李浩近日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中短篇小说集《封在石头里的梦》。

李浩生于河北沧州海兴,著有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

他为人低调随和,小说理论功底扎实,朋友评价他“比理论家还理论”,但读他的小说你会发现,他又是一个特别有奇思异想、喜欢探索神秘内容的作家。

希望我的小说

能让批评家认可甚至佩服

多年以前,我在《漓江》发表了一篇小说,之后《漓江》就停刊了,也就是说,我的小说发表在这本杂志的终刊号上。同一期刊物,小说的头题,是毕飞宇的《谁在深夜里说话》。不久后,有位朋友在翻阅《中国青年报》时偶尔看到了我的名字,他告诉我,李浩,有人评你的小说啦,快去看看吧!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找到那期报纸,看到那篇批评,其中谈到,毕飞宇的小说写出了什么什么,是一篇非常不错的小说,而后面一篇李浩写的小说则缺乏故事,干涸无感,意思不大,可以不看。

之后几年,每当我发表一部新小说,我总是在想,这一篇小说也许又被那位批评者所看到,翻了一页两页,他会继续看下去吗?他会不会又说,这小子怎么这样没出息,半点儿长进都没有?所以这件事一直鞭策着我,让我不敢懈怠。

不止一次,我曾谈到广西作家鬼子对我的影响,这影响也始于批评。他在看了我的两篇小说后,很认真地告诉我:“李浩,现在你和大作家们谈,他们不会和你谈小说的技艺,谈如何编小说,这应当是作家们早就解决的问题,但这恰恰是你李浩还没解决的。这样,你回去,先不要写了,再写也是一个样子,你回去找你喜欢的、经典的小说来,拆小说,看它们是怎么完成的。”这段话足够我感激一生。之后半年,我真的没有写任何一篇小说,天天做的就是把我所遇到的、喜欢的小说一一拆解,看它们是如何结构、如何搭建、如何变化的。

在一次活动中,有位批评家对我说,你的小说“有个点没找好”。于是我又用了半年时间停下写作,专心于找这个小说的“点”,每篇小说,我都在想它的“点”在哪儿,这个“点”是如何做到的……虽然我至今也没明白小说的“点”的具体所指,但它却让我受益匪浅。这位批评家甚至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李浩一直以为自己是野兽,其实已经是家畜了。我请书法家把这句话写成条幅,挂进书房。每次新写一篇小说,都会看它两眼,在心里默想一下:我新写的这个,是家畜的活儿还是野兽的活儿?我一定要证明自己还能是“野兽”。

我更看重批评,因为对我的写作有益。我相信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愿意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作家愿意自己写下的不过是“已知”的小说,因为这对文学而言是无效的。我觉得哪怕这本书我付出了再多努力也不是终点,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在文学上的精进。

专注于探索人性的作品

迟早都会绽放光彩

我的新书《封在石头里的梦》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封在石头里的梦》又是其中一篇的篇名。这篇小说采用了一个类似科幻小说的结构,一块一块的石头背后有一个空间,打开来甚至有一个世界,科幻电影《黑客帝国》就是这样,它打开了一扇门,发现了另一个世界。这篇小说写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寻访作家故乡的活动,讲的就是不断登山、吃饭、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但通过砸开一块一块绿色的石头,发现里面的梦,打开了很多空间。

有人说短篇小说是细节,中篇小说是故事,长篇小说是命运──这是经验之谈,我也深以为然,不过,我也试图在短篇里完成命运或者命运感──它为什么不能?狄德罗、伏尔泰的写作向来有种百科全书式的野心,现在,有了网络,它的实现则更有可能──这活儿,交给我来做。

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一个高明的作家,他的写作应该表现出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事实上,这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经典性的重要标准。打个比方说,茅盾的作品,因为对时局的关注,等到时过境迁,作品的魅力就黯然失色。相反,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却因专注于对人性的探索,在尘封多年后,依然绽放光彩。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接触小说的,最早读的是卡夫卡,读完之后,我撕掉了手边另外哪位作家的书,我记不清那位作家的名字了,我说这样的小说还能写吗?我觉得先锋文学可能在我的阅读里有缺项,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进入文学场域的时候,进入的就是西方文学,但还不是小说,而是诗歌。国内的先锋文学我基本上没读过,是教学之后才补上了这一课的。

《铁皮鼓》作者 君特·格拉斯

谈论文学的先锋性,我更愿意从感觉上来谈。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汉赋,唐诗就是先锋。相对于之前的小说写作,巴尔扎克就是先锋,因为他重新定义了我们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而且重新定义和认知了我们的城市。

中年心态我早就有了,甚至提前于“物理性”的中年。很早的时候,那种属于中年的一切都生出过萌芽,甚至长势茁壮,也迫使我生出更多的“时不我待”感,部分地消解着我的野心。我依然在想,君特·格拉斯31岁就写了《铁皮鼓》,尤瑟纳尔31岁写下了《火/一弹解千愁》……我在31岁的时候也在比较,那时是动力,而现在,多少是对自我的怀疑和谴责。

我很少考虑时代,甚至对时代的流行性有一点儿小的敌意或对抗,我愿意在我的写作中消灭掉时代的影子,更愿意追问曾经影响我们的时代。我承认我的小说不好读。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跟出版社的人说:“我这一类小说肯定是‘票房毒药’,我的书不会好卖,我极怕让你们经济上受损。”这是我的一句真心话,因为我的书确实不是那种流行的作品。可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来说,凡墙皆可是门;对于平庸的写作者来说,哪条路都只能通向墙角。

那些可意会而难言传的微妙

恰是文学最核心的部分

阅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首先想抛弃的是“知识改变命运”,它有时确实存在,但它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还要抛弃的是书中的那些“自有……”,什么黄金屋、颜如玉之类,同样它也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认同开卷有益,但把这个“有益”限定在那种太过实际的“好处”中,在我看来就有些偏误甚至愚蠢了。阅读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于──它会在哪些方面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智慧的丰富和习惯的养成有怎样的益处,它是如何让我们过上那种“经过思虑的生活”的。

阅读,会给予我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它不是黄金屋,也没有砖和瓦,它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在阅读中,只有我和我在阅读的书有关系,在那时,我和他者、和爱与不爱的现实都是隔开的,在那里,我可以与书中的人物一起苦、一起乐,一起经历也一起思考,我可以让自己沉迷于故事中。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可所谓文学史,就应当是文学的考证史。文学史对我来说是我的阅读史,我的阅读史构成对我的影响。阅读可以让我们过上多重生活,让我们体验也许此生永不可能会有的阅历。像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至今我的双脚还未到达纽约、伦敦、伊斯坦布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但这不妨碍我对那里的人物、生活、风情和经历的了解。

《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

我还想说的是,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和体会到文学的美妙,努力捕捉文学中让人回味、感吁和震颤的魅力。譬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有恐龙骨架一般精密而细致的结构,字里行间充盈着诗性,特别是那个奇妙得让人拍案叫绝的开头:“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就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们还可以枚举,像《铁皮鼓》《喧哗与骚动》,或者布鲁诺·舒尔茨的《鸟》:“随着寒冷和无聊袭来,日子开始变得更加坚硬,像陈年的面包。人们开始兴味索然、慵懒冷漠地拿钝刀切这种面包。”这种面包,冬日里的面包,一层比喻套着一层比喻,它们获得了连绵,获得了形象和张力。

再譬如那首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它的述说和意味,包括含在其中的那种吁叹,当然可以“翻译”成另外的语言,然而一经“翻译”,其魅力必然会遭受大大的减损。在对它的“翻译”中,或多或少会扯断密布于词语之间、有着丰富质感和味道的神经腺,而那些可意会而难言传的微妙,恰是文学最为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