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以写出京味小说《那五》、《烟壶》等名篇而受到好评的作家邓友梅，在路经山东淄博时，特地到博山进行参观访问。他既是为看望对鼻烟壶有共同爱好的友人，也是想多了解博山的风物民情。
后来，在北京他的寓所内谈起对博山的印象，他认为博山受北京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不仅是在近百年以前从北京学来鼻烟壶内画技艺，更重要的是博山一些古老的街道都有叫什么"胡同"，而这种取名在其他省市却极为罕见。
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杨伯达。1982年初冬，在博山大街北首施工时，挖掘发现一处元末明初的古琉璃作坊遗址，引起杨伯达的关注。他曾几次到博山进行考察，并建议和协助筹建成立了"博山琉璃博物馆"。
当他听说博山琉璃生产合作社初建时，内画组高在家庙胡同内，附近还有陈家胡同、桥杆胡同，立刻想到北京的若干条胡同，认为博山是从北京移植的街道命名。
北京把街道称为胡同，据考起源于元代。元末熊梦祥的《析津志》记述元大都"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A通。"这"火巷"就是《元经世大典》中所记的"火A"，清翟灏《通俗篇》称："'A'实古字，非俗书，其音义皆与'巷'通。明谢肇制《五杂俎》考得"火A"后来被讹传为"胡同"。前人也考证认为，"胡同"二字确切地说是蒙语，是蒙语"浩特的音转，其含义指居民点、村落之意。元代北京的"三百八十四火巷"即指"胡同"。"胡同"一名元杂剧中已出现，如《沙门岛张生煮海》里，梅香就说："我住在砖塔胡同。"北京至今有砖塔胡同，证明已存在800多年了。
北京的胡同取名五花八门，有雅有俗，极雅的有"百花深处"，极俗的有"羊尾巴"、"猪尾巴"等。博山旧有的许多条胡同的命名，就是摹仿北京而来的。且看：北京有不少以姓氏命名的胡同，如"魏家胡同"、"方家胡同"，博山就有"宋家胡同"、"翟家胡同"、"吕家胡同"、"高家胡同"、"孙家胡同"等等；北京有"大蒋家胡同"，博山也有"小丁家胡同"、"小王家胡同"、"小高家胡同"；北京有以街道上的建筑和景观命名的一些胡同，如"石碑胡同"、"府学胡同"、"铁狮子胡同"、"麻线胡同"、"豆角胡同"，博山就有"双磨胡同"、"家庙胡同"、"打水胡同"、"东桥杆胡同"、"豆腐干胡同"等等。
北京还有许多胡同是以街道长短和方向命名的，如"南半截胡同"、"斜街"之类，博山也仿效出"小南北胡同"、"太尉庙后胡同"、"叠道"；北京有"七道弯"、"八道弯"，博山有"九曲巷"、"十字路"；北京有"铁辘轳把"的短街，博山就有"辘轳把"的街名；北京有"赵家井"、"罗家井"、"郝家湾"、"甘石桥"，博山也有"房家井"、"孔家桥"、"大天井"之类的街名。
胡同作为街道名称，是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博山借鉴而仿效，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自明代颜神镇以生产陶瓷、琉璃、煤炭而成为青州府的重镇以后，产品销往各地，南北商贾云集，终于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扩展而成为山东的一个新县--博山县。
清代宫廷内府造办处曾不断征用博山琉璃工匠，到北京制作琉璃工艺品，成为"御匠"。
在明末清初的百年之内，博山在城区规划、街道设置取名方面，都必然受到北京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回到博山家乡的达官贵宦地鼓动，象曾任清廷兵部、吏部尚书的内阁大学士孙廷铨，归里后即写了记述博山历史风物的〈颜山杂记〉，其子孙宝仍也在京师为官十多年，他们带来的京师文化意识，影响了几代人；二是参与博山建县规划的地方文化名人的作用，像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著名诗人赵执信，一生历经磨难，回乡后为设立新县曾写了〈分境议〉，而在具体议论中也必然以京城的情况向地方官进言献策；三是来往于北京、博山之间的陶瓷、琉璃商人所传播的京师信息，所交流的风物民情，也必然使博山染上北京文化的色彩。
因此，导致三百多年前博山设县后，出现了许多取名胡同的街道。
博山胡同连北京。但现在这里的胡同已经基本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柏油马路和带有现代意识的街道名称。然而，北京文化的影响不会减弱，因为许多新道路、新建筑和新的生活观念，仍在受北京的影响而摹仿和顺应。
北京是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文化的辐射作用自然强大，博山胡同也许成为其中的典型一例，被载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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