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倡导种粮当官

古代中国,生产力低下,自然灾害、战争频发,农业生产格外重要,历代均以农为本,将粮食生产作为重中之重。于是,农业生产成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劳动。其中,明朝初年对于农业生产劳动的提倡、重视程度尤为突出。

皇宫种菜

历代统治者都视粮食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在元末饥荒年头,亲人饿死不少,自己也差点饿死,所以,他极其重视生产劳动也就顺理成章。

在南京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绮丽的宫廷设计一律都取消,立足于庄重俭朴,减少彩绘工程,不搞奢华装修,“皆朴素不为饰”。作为地位至高、权力无边的皇帝,朱元璋的“办公室”不搞繁文缛节的装潢,而是在殿堂墙上、屏风上都写着历代治平的典章格言、警句,以鞭策自己勤奋“工作”。

有意思的是,他还不允许妃嫔们把后宫搞得绮丽香艳、繁花似锦,而是在墙壁与屏风上画耕织图,以最直接的“图片”方式教育妃嫔们要勤奋、不能懒惰。

史料显示,明初南京皇宫最大的特点是亭台楼阁少,山水花木少。那么,皇宫内的空地都做什么呢?朱元璋指示,宫内空地都开辟为菜地园圃,栽种应时蔬菜,供应皇家厨房。朱元璋一有空,或者批奏折批累了,就跑到皇宫内的园子里转转,看宫里人给菜地浇水、施肥、锄草、捉虫子,看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地指点一番,这堪称是这位“爱劳动”的皇帝的一大乐趣。

明朝吴继登的《典故纪闻》卷二记载,一日,朱元璋退朝后,太子诸王陪同他观赏宫中的小菜园,他意味深长地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

这道出了他在皇宫里搞小菜园,让“身边人”参加劳动的缘由。可惜,朱氏后代出了个太爱手工劳动的明熹宗朱由校,成天忙着做木工活,而疏忽朝政,任由魏忠贤胡作非为,加速了本就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灭亡进程,此是后话。

在封建时代,对于帝王来说,最正确有效的劳动应该是“勤政”,是把国家治理好。

全民垦荒

元朝留给明朝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破败不堪的“烂摊子”。孟森的《明史讲义》中记载,明太祖开国初年,收复的北方土地,临近城市的土地多数是荒芜的,一面是饿殍满野,一面是榛莽丛生的大片土地。

为了解决困局、鼓励劳动热情,明太祖下令:“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分田地给农民,而且免除三年的税赋,这在当时是相当诱人的政策。并且还补充规定:如果百姓在官府分给的田地之外,自己额外垦荒出的田地,“永不起科”,意思是绝对私有,永远不收税。

古代中国老百姓最爱的就是土地。这极大地激发了平民百姓的垦荒热情,很多南方人举家迁移到北方劳动、垦荒,当时社会上呈现出一番蓬蓬勃勃的全民劳动新气象。明朝疆域内的土地得到了极大的开垦,“盖骎骎无弃土矣”,开出了很多肥沃的农田,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田土面积较元代末年增长了4倍多。

朱元璋不仅提倡全民劳动,而且还很有经济头脑。《典故纪闻》卷五记载,“太祖(朱元璋)见朝阳门(今中山门)外有隙地,因命种桐、棕、漆树五十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以资工用,省民间供应。”五十万株经济林木的收益绝对不小。

明太祖还曾特地下指令给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之不给。”(《典故纪闻》卷五)

可见,当时从事屯田的军人,不仅要种田收粮,还要栽种相当数量的果树,以补充正粮。这可谓用心深远,把屯田军人的劳动力发挥到极致。

种粮当官

很多史料都显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除其阴狠的一面,他完全可以算做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的那类皇帝,他终生着力倡导全民的劳动之风,要把大明打造成爱劳动的帝国。

钱穆的《国史大纲》记载:“粮长以田多者为之……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劳动光荣,种粮大户也可以当官,这是明朝初期的一抹“亮色”。

尽管粮长制度在其后的实行过程中“颇多流弊”,粮长几乎都是各地的地主,但是,在实行早期也发挥过它的历史作用,而且,它对于鼓励督促劳动、鼓励多收粮食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据吴晗《朱元璋传》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国家统计,夏秋两季总税收为:麦470余万石,米2470余万石。相对于元代同期全国粮食税收增加了一倍半。尽管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但毫无疑问,这同农民出身的皇帝积极提倡全社会“一起劳动”、着力构建“劳动光荣”的主流价值观,是有很大关联的。

《明太祖实录》道出了朱元璋总的治国方略:“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可见,大明朝开国皇帝对于全民的“劳动”是有全局规划的。劳动既创造了价值,又稳定了社会。(来源丨羊城晚报 作者丨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