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
——苏轼《答张文潜书》
作文与做人
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巴金在回答一位年轻朋友关于“怎样写作”的问题时，没有正面回答“怎样写作”，却着重谈“怎样做人”。他借这个机会，批评赖诒恩“把人当作一个富于自私心的动物”的人性观。巴金联系坊间一些教训人们“怎样做人”的书籍，明确地表示对以自私、世故、敷衍为目的的人生哲学的不满。
他指出：“难道大家就不为了这个民族的前途着想? 对人讲手段，讲应付；处世要‘教育’，要‘秘诀’。——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将来’呢? 大家都有了‘秘诀’，大家都会‘应付’。什么‘理想’，什么‘正义’，什么‘诚实’，什么‘牺牲’，都会变成梦话了。”
巴金在文中强调，“人是道德的生物。……自有人类以来，他走的是这样的一条路：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至于人的自私与贪欲，社会的不满、罪恶、贫困、战争，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来的。它们并非起源于个人的自私心。……人对他的同胞必须真诚，必须互助；离开了合作与互助人便不能够生存。一个最深刻的伦理公式是：‘没有平等便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便没有道德。’”他又一次重复他多次引用过的两段话：“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他表示，“要说‘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处世教育’；要说‘秘诀’，这才是真正的‘处世秘诀’。”在谈到“自己怎样做人”时，巴金抄下了他喜欢背诵的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今译雷克吕斯，1830—1905 年) 在他的巨著《新世界地理、地球与人类》第6 卷“序言”中的一段话：
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在我自己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对于一个大的祖国内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的感情，才可以支配着我。我们的地球这么快地在空间旋转，好像大无穷中的一颗砂粒，难道在这个圆球上面，我们还值得花费时间来彼此相恨么……
（摘自李存光《巴金传》）
说真话
巴金自认他只是一个“人生探索者”。因此，他一贯认为，作文和做人，是同一码事。后来，巴金以“激流三部曲”享誉文坛，但是他对散文写作更是“痴心不改”，一改控诉黑暗的基调，也逐渐开始讴歌光明。但是，不论何种题材，巴金将写作观的重点转向了“说真话”。
《随想录》问世后，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寄寓了巴金对“说真话”的追求。作家托尔斯泰后半生备受争议，巴金对诋毁他的声音进行了抨击，揭示了托尔斯泰“言行一致，说真话”的写作观。
一九八七年，巴金的好友冰心先生在给后辈的一张“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巴金题的则是：“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巴金与冰心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从二人的题词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巴金自己的叙说，还是好友冰心给后辈题词，“说真话”“表真情”，都是他们用大半生换来的真挚的期许。
有评论者指出，巴金是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为别人活着，意味着要牺牲自己，是非常痛苦的”。巴金晚年多次向家人提出安乐死，他说，长寿于他是一种惩罚。
毁誉褒贬，谬赞妄断，贯穿了巴金的一生，但平凡的人往往敢爱又敢恨，不凡的人往往可爱又可恨。巴金的一生是“说真话”与反思“说假话”的一生，是每个人可以借鉴学习的平凡又不凡的一生。
在5月12日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五周年纪念仪式上，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讲到，文学教育不可只谈美好，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脱敏”，勇面真实，因此所谓“负面”的部分也应被理性、严肃对待。批评家唐晓渡则认为，文学写作和阅读使人恢复感知和想象的能力，获得“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的能力”。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福贵提出，“文学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教育、人类的教育”。“说真话”即是“做真人”，作文终究离不开做人。
“说真话”或许不会总是好办法，因为“良药苦口”难免伤人，但我们至少可以不说空话、套话，做真人、做实事，以此行敏于言，切勿空谈无实。连从“伤痕年代”蹒跚走来的巴金老人都领悟的道理，我们何尝不能推己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