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历史》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第一卷，这套丛书是由讲谈社精心挑选的日本各个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线专家，一人一本，接力写成的。
本卷讲述的，是从三皇五帝的神话时代，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这个时代过于久远，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史记》之类后世文献，距离这个时代已经相隔两千年，可信度存疑。而本书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直接的结论，而是研究上古历史的方法，那就是：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结合。文字记载，要通过考古挖掘来验证，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同时，这也是科学研究的态度：科学的结论必须有充足的证据。中华文明，是由南北两条文化主轴共同构成的，只有用考古学的方法来验证古籍和传说，才能尽可能还原神话时代和夏王朝的真面目，能探究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
下面，我们就进入这套书的第一卷《从神话到历史》。作者叫宫本一夫，他的职业是考学家，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九州大学，专攻东亚考古学。从业以来曾经来中国参加过多次中日联合考古发掘，包括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内蒙古岱海遗址群等等，可以说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现在也还在中国从事关于水田农耕的考古究。
为什么这套历史书，开篇之作要请宫本一夫这么一位考古学家来写呢？这就要说到本书的主题了，因为第一卷所对应的历史时期，是从三皇五帝到夏朝，根据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夏朝始于公元前21世纪，终于公元前16世纪，距今至少3500年，神话时代，那就更早，而当时并没有文字记录留下至少目前还没发现。而后世对它们的记载，比如司马迁《史记》里面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等，不是基于传说，就是基于想象，本身有待考证，你想啊，司马迁是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候的人，距离夏朝已经快要两千年了，就跟我们今天距离司马迁的时代差不多，所以他对那么久远的历史的记载，究竟有多高的可信度呢？《三皇本纪》出现得就更晚，是由绰号“小司马”的唐朝人司马贞补写的，距离'三皇”的时代那就更远了。那么是唐朝人发现了西汉人没发现的古代历史资料？还是唐朝人自己通过“脑补"，来完善了上古历史呢？、这个还真不好下定论，反正从常理来推断，前一种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说，要研究三皇五帝和夏朝，这些后世的文字非但不是有力的工具，有时反而是一种障碍。
文字不够用，那怎么办呢？这就要借助于考古学的帮助，就像本书的腰封上写的那样，这些上古历史，就像一本无字的书，已经深埋在大地里，只能通过考古学家拿着铲子不断的挖掘来解读。
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是如何互补的呢？我们借用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的事例来说明，他有一大发明，叫“二重证据法"，大意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善用文献这些“纸上之材料"，还要注意“地下之新材料"一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指的就是考古，用考古所得来印证文献，不管证实，还是证伪，都非常有意义。国维利用的“地下之新材料"，就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他在1917年写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名篇，证实了作为“纸上之材料"的《史记》，关于商朝的记载，相当可信作者写这本《从神话到历史》，所使用的方法论，与王国维先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也是用考古发掘，来佐证文字记载，而且宫本一夫比王国维晚生了八十年，这八十年来考古学的技术水平也是日新月异，比如“放射性碳素断“、“树木年轮校正法”，这些高科方法，是王国维那个时代的学者无法想象的，所以，虽然研究对象是比商朝更久远的年代，但新的技术手段以及这些年来的学术积累，能够帮助我们对传说中的神话和早期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考古学如何看待“三皇五帝时代"和夏王朝？王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向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
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本书并没有多交代。这也难怪，作为考古学家，他始终坚持，只要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而存在，那就必须以科学为依据，无法证明，则不能称之为科学。看看《三皇本纪》对三皇的描绘，三皇指伏羲、女娲和神农（有的地方也说是燧人、伏羲、神农），伏羲和女娲都是蛇身人首，蛇的身体，人的脸，神农则是人身牛首，人的身体，牛的脸，这些描述听起来就是神话，所以如果把这些当作历史来讨论，意义不大。至于五帝，作者采纳了司马迁的说法，包括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对五帝生平的传说兴趣不大，而聚焦于他们的活动地域。当时五帝活跃于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也就是今天华北这一代，跟五帝对立的蚩尤、共工等，也属于同一地域，三苗的位置则在长江中游地区，这说明，自打神话时代开始，文明就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源头，而是多元发展共同构成的。、这是一条引线，贯穿了这套“中国的历”丛书，抛开三皇五帝的传说，再说夏朝。有两个问题摆在了作者面前·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怎么用考古学来证明；如果夏王朝实际存在，它是否达到了一个王朝或国家的社会进化标准。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学术界其实是由来已久了，可以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包括本结论，也只是一豕之。为了理清这个问题的脉络，我们需要讲讲学界对“夏王朝”定性的认识过程。
近代中国，最早质疑夏王朝存在的是“疑古学派"，也叫“古史辨派"，思思就是要重新辨别对上古历史的记载。这一派的主力，包括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众多名家，阵容强大，其中最激进的是顾颉刚商朝都不肯承认，后来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商朝的存在，狠狠打了他们一巴掌，逼迫他们低头。不过对于商朝之前的历史，他们照旧持怀疑态度。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顾颉刚对大禹的质疑。传说中大禹把王位传给儿子启，由此开创了夏王朝，以及中国王权的世袭模式，然而顾颉刚认为，大禹的原型是铸造于九鼎之上的一个动物图形，禹和夏朝的联系是后人附会的。虽然这个观点挨骂不少，但直到晚年，顾颉刚还固执己见。
今天的学者虽不像顾颉刚那么夸张，但对于夏朝历史的真实性，仍然采用一种非常谨慎的论调，叫“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历史信息出土，则不可能解决夏王朝的政治属性问题。比如为本书作序的许宏先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他就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
在国际学术界也是这样，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学者的观点也是不断演变的，比如在日本历史学界，2003年是一大分水岭，此前，没有学者承认夏王朝的存在，像东京文献学派的创始人白鸟库主张“尧舜禹抹杀论"和“神代史否定论"，彻底把中国上古历史归为虚构。但是在2003年之后日本学界逐渐有人转向“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根据现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足以证明夏王朝确实存在，然而这不是重点，真正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一个王朝所应该达到的标准一换句话说，如果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夏朝的政治与经济巅峰，那么夏朝能不能称之为王朝呢？达到了王朝的哪个阶段，初期还是成熟期？
这背后，还有一个参照系，叫二里岗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字之差，但年代差很远，二里岗遗址在今天河南郑州附近，被认为是早于安阳殷墟，而晚于二里头文化，考古学家对二里岗遗址的发掘，直接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与发达。
我们先来说二里头文化。它的遗址现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因而得名，遗址共分四期，在其初期，文化中心处于颍河、汝河流域，二期之后转移到伊河、洛河流域，三期开始蓬勃发展，青铜器兴起，除了青铜刀，还有斧、凿等，以及青铜铃、牌饰、圆形器、圆泡等装饰品，这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同时，二里头特产的伊洛系陶器越过黄河，向北扩展“二里头文化三期已经拥有了更加明确的、称得上初期国家的条件，“然而这是否真的相当于初期国家阶段呢"？
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判断呢？我们再插入一点学术背景介绍，关于判断一个早期人类活动遗址，是否能达到“文明”的水平，一般有三个判别标准：文字；大量非农业人口组成的城市；第三个标准，有的说是复杂宗教礼仪，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提出来的，所以也被称为“雅斯贝尔文明三要素"，但也有的说是金属冶炼，日本和我们中国的学术界都主张把金属冶炼作为文明的判别标准。总之，这三个判别标准你至少得达到两个，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算得上是“文明“举个例子，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一下商朝一文字：有甲骨文，OK!市，有安阳殷墟，不仅规模很大而且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和分工，也OK!属冶炼，那就不是OK这么简单了，商車勺青铜器在同时代的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顶级水平。所以，商朝可以视为一个文明古国，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那用这个标准再看看二里头文化遗址（我们先假定二里头就是夏朝），结果怎么样呢？
首先说文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上有一些刻画的符号，但是不能被认定为文字。再看从二里头遗址来推断它发展到社会的哪一阶段，这里可以引入这么几个考古方面常用的指标：1、王墓，就是王的陵墓。没有发现，但究竟是压根就不存在呢，还是我们没找到，或是在历史中已经被盗墓贼给盗掘、破坏了呢？这个还没法达成共识，不过没发现的东西，就不能认定为“有"2．棺椁结构，指在地下建造墓室，再把木棺置于其中的墓葬方式，在商朝，墓葬采用棺椁结构，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他们一开始宣称周朝之前无信史，可惜，在二里头文化，棺椁结构从未出现。3．随葬品，也就是这些年流行的盗墓小说里常说的“冥器"二里头文化后期，已经陆续浮现，但应用的规模还很小，无法跟商代相比。而且，青铜器要到二里头文化的后期才逐渐出现。4．祭祀活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中国文化特别注重祭祀，《左传》里有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祭祀和战争，构成了最大的国事。反过来讲，从祭祀与战争的发达程度，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商王朝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诞生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商朝的祭礼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二里头文化，在祭祀活动这一项上，还差得很多。二里头文化遗址没有发现人牲，牺牲的牲，就是用人来殉葬，这自然是非常残忍、落后的习俗了，不过就考古学而言，人牲的出现，正可以印证王权的扩张与国家的成型，在二里岗上层二期，相当于商王朝的中期，一个叫白家庄小双桥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牛和人的牺牲坑，这说明当时牺牲祭祀十分盛行，然而，这样的牺牲坑，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却是无迹可
基于以上这四个参考标准，二里头文化可以证实，在商朝之前，中国存在过一个更古老的文化，而如果这个文化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的话，那么可以说，夏王朝的社会进化尚未达到成熟的王权阶段，而处于王权的形成期，所以他将其定位为“初期国家形成期或萌芽期"，或者说“前王朝年代"。叫“夏王朝"，其实是有一点勉为其难白、。从二里头遗址来看，夏并不像商朝那样已经具备了王朝与国家的资格。
综上，对“夏王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夏是存在的，但是它能否真正称得上一个“王朝"，则有待商榷，从现存的考古证据来看“夏"似乎距离我们想象的那种发达的完备的王朝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能算得上是一个王朝。
我们再来看看对中国文明源头的一些看法。在这本书的结语当中，作者还有一点高论。我们平时说“中华"或者指中华民族，或者指中华文明，作者则把“中华"视之为一种思想方式。在他看来，由于夏朝、商朝奠基于中原地区，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地理中心和王权中心的国家结构，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当然，他并不认同中原中心观或中华中心观、华夏中心观（这很正常，就像我们也不认同西方人的“欧洲中心观"），作者更注重讲究历史的多元性，对于中国文明的源头，他提出了两条文化轴的说法：自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便出现了两条文化轴，一条在北方，一条在南方，北方时常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保持交流，南方则呈现出相当保守的状态与缓慢的物质变化。
而中国文明，可以说就是这两条文化轴不断相互影响、彼此交融的产物，包括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对世界本源的看法，这其中就能看到来自南方神话的影响。我们都熟悉盘古开天的神话，这是中国人经典的创世神话，然而盘古的形象，是在汉代之后才出现的，很多大学者都考证认为，盘古源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而盘古的形象和事迹，又跟印度神话里的故事非常相似，因此可能也是带有来自域外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又随着中国南北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和交融，进入了中国人的信仰体系，甚至是价值观体系。
作者还提到中国西南地区苗族与瑶族的传说：伏羲与女娲是亲生兄妹，有一次雷神发怒，引发大洪水，部落里的人都死了，唯有藏身于葫芦之中的兄妹俩得以幸存，此后他们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再生的始祖。这就跟《圣经。旧约》里描写诺亚方舟的故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由此来看中西文明的起源，正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这些例子，就能帮我们理解作者的观点也就是：中国文明是多源头多文化交汇形成的。并且他认为，这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便是新社会体系、新文明的源接触地带，便是新社会体系、新文明的源泉所在，它们在哪里融合呢，就是周原，周王朝的发祥地。
关于周王朝，就是我们下一期将要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