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定义。那就是关于历史的定义。即：“历史者，研究人类历史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这其中的重点有：“进化”、“因果关系”。围绕着“进化”，在《天演论》中严复先生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如果放置于宇宙之中，我们因该给予的解释因该是，万事万物都是处于一种流动不息的状态；都是变迁不已的。这种变迁就叫做“进化”。
因而，研究历史之变迁，需以进化为大前提，但如果想要真正了解进化，就学要因果这个工具。
当我们溯本寻源时，找寻“因果关系”是重点。明白他的原因，就可以预测他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而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之意亦是如此。
要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记载。记载就是“历史”。
历史如同哲学一样，包含了所有知识学问，亦或者可以说历史就是哲学的产生条件之一。但是先人们在研究历史时，大多是粗浅的划分，没有细致的归类。后来的人知道这种方法不好，于是就把宇宙间的现象整合到一起，进行分门别类，各人研究各人的。于是便有了学科，而专门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便唤作“历史学”。
中国通史
要想了解事物的因果，那么有一项事物是绕不开的，那便是“事实”。而考究人类社会以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在《通史》中有以下几类：
1.人类之骸骨、2.古物、3.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都是。
记载过往事物的书籍，即“史籍”不过是其中一种。但《通史》中认为史籍是最完全最真确的观点，（小编完全不这么认为，不过《中国通史》在民国成书，作者持有这种观点也是在所难免的。）
而《通史》的观点是以“史籍“为考究中心，我们也以此为出发点。
史学家司马迁
知道了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历史考究的中心，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应当明确研究史学的方法。
《通史》中指出，研究史学应注意的：
其一、要有科学的眼光。无论是考据现有的史实材料，还是研究待考据的材料。都应当使用科学的方法和眼光。
其二、要懂得考据之学。就要使用一切可用之材料，一切可读之书。还需懂得旁征他国史实来论证本国历史廖误之处。（例如印度历史学家，引用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来研究本国历史）。
这些就是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开篇绪论提出的研究历史的大前提，对后世研究历史很有启示。
大唐西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