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评价最早是在“五四”时期1919年：
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以上为陈寅恪与吴宓纵论中、西、印政治、文化与哲学的重要谈话，时两人为青年，正值求学阶段，却已对中西文化作出如此深刻独到之评价，虽有片面失当之处，也是矫枉过正之意。
陈寅恪晚年有着“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坚定信念：对于一个有着长达数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华帝国而言，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本土文化为本，以此为基础，选择最为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因子，择善而从。现代化的过程不是毁灭，而是改造。如果西化是以损失传统的正确一面为代价，则如买椟还珠，将脏水连着盆里的小孩一起泼了出去。价值因此错位，信仰因此丧失，中国固有的民族性因此消亡，则中国终将成为一个“非驴非马之国”。所以他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3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页。）
他的理想是建立“新儒学”，具体而言，即是他所极力赞许并一生倡导的“新宋学”。宋代学术“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而“宋贤著述之规模”又屡为陈寅恪先生所赞许，其融合儒、佛、道之精华而成宋代理学，即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良性结合。所以陈寅恪先生1943年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里说：
吾国近年之学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日：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喜欢哲学、心理学、医学、美学、IT、职场、营销、旅游、文化的朋友，可关注 大漠还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