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说到阎锡山乘辛亥革命天下大乱，当上了山西王。不过，乱的主要是南方，北方作为清廷的基本盘基本没啥乱子，山西虽然革命成功但显得十分孤立，面临清军重兵围剿。
阎锡山面临的敌人是袁世凯和精锐的北洋新军。1911年11月15日，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政府改派张锡銮出任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率领北洋第3镇进攻山西，山西的局势危在旦夕。
12月13日，清军攻占山西的重要天险娘子关（在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太原已经很难守住了。北洋第3镇是北洋第一劲旅，曹锟又是猛将，阎锡山招架不住很正常。
此时，摆在阎锡山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太原到底守不守？
阎锡山老家河边村
太原既是省会，也是起义的中心，如果失守，对全省革命形势将是一次重创。但是，以当时阎锡山的实力，要想挡住北洋第3镇的进攻守住太原，又是一个不太现实的想法，阎锡山左右为难。这时候，同盟会会员景梅九建议：放弃太原，兵分两路，一南一北。阎锡山欣然接受。并亲自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也就是说，阎锡山把太原这个最重的包袱，直接扔给北洋军。
此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陷入两难境地。要想短时间内消灭阎锡山很难，因为阎锡山打起了游击战，就是不和北洋主力决战，把战争拖向长期化。议和开始后，再接着用兵，就是破坏和谈，这个罪名袁担不起。
老袁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阎锡山却服软了。他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遂同意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如果“（袁世凯）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不过，袁世凯岂是那么好骗的？他知道阎锡山手握军队，如果不趁现在拿掉，将来后患无穷。所以，当阎锡山准备返回太原路过忻州时，收到袁世凯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电令。
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世凯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无论是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孙文等人，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世凯的一边。于是，阎锡山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再次派人向袁世凯表示诚意；并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阎锡山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北京都应该是唯一的首都。袁世凯觉得阎锡山和其他同盟会员不同，总算任命其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踏踏实实主管山西。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作为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本来也是国民党中非常重要的元老。仅仅因为袁世凯对国民党极度不满意，所以阎锡山决定重新站队，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他还根据袁世凯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世凯派到山西的打手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乃至杀害国民党。袁世凯对阎锡山越看越满意，于是在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锡山为“同武将军”，令其继续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想称帝的愿望被阎锡山看出来了，于是他连续发电报向袁世凯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同时，还给袁世凯称帝的组织机构筹安会捐赠2万大洋。袁世凯看到阎锡山这些表现，自然喜上眉梢，连连发电夸奖其识大体，有见地，不愧为栋梁之才。袁世凯称帝后，阎锡山又发电祝贺，被袁封为一等侯，继续镇守山西。
袁世凯称帝，倒行逆施，开了历史的倒车，引发举国愤怒。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昆明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锡山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
阎锡山手稿
1916年3月，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阎锡山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竟辩称，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袁世凯病死后，北洋独大的局面依然存在，只是领头人换成了国务总理段祺瑞。阎锡山再次依附段总理，在重大问题上惟段祺瑞马首是瞻。段对阎锡山也非常满意，遂于1917年9月任命阎锡山兼任省长。山西的军政大权，仍集于阎锡山一人之身。
从这时开始，山西进入黄金发展时期。虽然多次发生争夺北京政府的战争，但阎锡山一直保持中立，绝不参与其中，一心发展山西经济。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一时间，山西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模范省的称号，阎锡山功不可没。
三个结拜兄弟，其实貌合神离
阎锡山发展经济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天下，之前的中立和忍让，只是实力不够时的一种策略。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积极参与争夺天下的战争。北伐时，他加入革命军序列，讨伐奉张。中原大战，他联合冯玉祥与李宗仁，和蒋介石一决高下。日本人来了，他参与对抗日本，同时一再叮嘱部下，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真的踩破——这三个鸡蛋分别是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人。1949年，在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太原终于失守了。这次，阎锡山也没有了办法，只能在城破前坐飞机逃离太原，结束了对山西长达30多年的统治。
总体来说，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发展经济，开发农业，让山西人民过上了一段好日子；同时，他也穷兵黩武，多次挑起战争，给山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