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爹亭(民间故事)

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知道五爹的原名了。村里有四五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也想不起五爹以前叫啥了。

独臂五爹是我堂姑的男人,四川省德阳人。他高个子,眼睛大大的,总是面带微笑,从来不生气,为人和善。他和正常人不一样,少一只胳膊,习惯披一件中山装外套在身上。村里的人都姓卢,就独臂五爹一个外姓人。土地改革那会儿,有外村人对五爹指手画脚的,说他当过国民党军官,历史上可能会有问题。我祖父的几个兄弟一合计按照年龄给五爹排了名,他排行第五,大伙就喊他五爹。我父亲属德字辈,五爹趁机改名换姓,叫卢德全,他就与我的父辈们称兄道弟。五爹聪明,很快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乡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外乡人,五爹的孩子全部姓卢。

当年,村里人刻意保护五爹,无意间把五爹的真名给弄丢了。五爹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卢德全就是独臂五爹。

五爹的三个儿子也像他一样,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原名。他们告诉来村子里采访的人,说我有可能会知道更多的情况。

于是,县上的人满怀希望来省城找到我,期盼在我这有所收获。来人中有位叫李小平的年轻人,长得十分帅气。李小平说爷爷生前多次向他提过独臂五爹,说五爹行侠仗义,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五爹抗令不对新四军部队下手,被革了职。五爹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听到这,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人是李志林政委的孙子,我从前见过李政委一面。经过李小平这么一介绍,我对五爹的人品极为敬重,更能理解五爹说的那句话“做人要义字当先”的含义了。

我小的时候常去五爹家玩,他很会讲故事,什么三国演义呀,水浒传呀,西游记呀,讲得出神入化。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情节我记得最牢,他常说做人讲的就是一个义字,见利忘义的事绝对不能干。在我心目中五爹是个有本事的人,了不起。

我十岁那年,独臂五爹不幸去世。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商量后把五爹安葬在进村东边的山坡上,据说那是一块风水最好的宝地。五爹下葬的那天,村里的人哭得很伤心。小学全部停课,师生都上山为五爹送行,每人手拿一枝纸质的白花。送葬的人群中有位穿军装的老干部格外引人注目,他两眼通红,神情凝重,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那天是个大晴天,抬棺木的人说五爹有福,上山顺利。就在堆完最后一铲土,人们准备下山时,天上竟然下起了一阵大雨,老辈人说上苍显灵,这是老天在哭五爹。我那会儿上小学三年级,心想五爹怎么就死了呢?五爹走了,堂姑一见我就哭,她对我说道:“五爹最疼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獨臂五爹死后,我父亲常去堂姑家干些重活、累活、脏活。家里一做了啥好吃的,父母就让我送过去,村里人都关心堂姑和她的三个儿子。父亲时常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堂姑。

独臂五爹是坪坳村的恩人,全村人都念他的好。全面抗战爆发的那年,他跟着部队离开四川老家来到湘鄂赣边。那时候他是抗战川军的一个营长,部队就驻扎在坪坳村一带,五爹的营部就设在村里的祠堂。有一次,日军来扫荡,坪坳村来不及逃走的老人和小孩三十多人被鬼子掳走,是五爹带着小分队化装成伪军带上翻译,假借送粮食的名义,潜入敌营打死小鬼子,把还没来得及押回县城的人全部救了出来。这被救的人当中,有我的爷爷奶奶,还有我的堂姑,那会堂姑约莫十三四岁。救几十人的命是大恩,不是简单的情,全村人都视五爹为尊者。

那时候在我的家乡有一场著名的保卫战,独臂五爹那个营坚守阵地不后退,仗打得天昏地暗的。村子里胆子大的年轻男人还给他们送食物,我的父亲和大伯就去过。最后,五爹他们打了个大胜仗。五爹的事迹在当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不久,五爹的部队到外地与鬼子作战,堂姑送上亲手绣织的荷包,寄深情、保平安。五爹临别时对我堂姑说:一定活着回来。五年后,抗战胜利了,深秋的时节,堂姑才盼到五爹。五爹手拿着堂姑送他的荷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他残废了,他的右臂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的炮弹炸掉了。五爹在汉口办理了退伍手续,他是孤儿,在四川老家没有亲人,就来到坪坳村落户。此时,堂姑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不嫌弃五爹,认准了五爹,非五爹不嫁。村里长辈拿主意,就给他们办了婚礼。五爹尽管少了一只胳膊,可是山上的、田里的活,他都是一把好手。他还学会用左手写字、记账。农村人没有出过远门,少见识,五爹是个闯荡过天下的人,村里人有啥事都会找他拿个主意,五爹为人真诚、正派,忠厚实在。他带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五爹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八年。他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做了不少好事。村西头那座1964年竣工的革命水库,我们村出的劳动力最多,这都是五爹的功劳。

每逢政治运动,村里人都处处保护独臂五爹,怕他受到冲击,大伙不愿看到五爹受到任何的委屈,更不愿有人伤害他。五爹很豁达,坦然道:“我一个种地的农民,又不与人争啥,没事的。” 这是宽慰大伙的话,明事理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文革”开始了,农村也是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运动,尽管独臂五爹主动请辞了生产队长的职务,本以为可以平安无事的,可是,大人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事情就坏在我大伯家二哥的手上,二哥在县城读高中,群众运动一来,二哥很积极,还去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搞串联,到大城市开了眼界。二哥一回村里,就带着年轻人把祠堂给砸了,说这是破四旧树新风,气得老辈人吐血。我父亲找到二哥狠狠地训了他一通,还差点动手打他。二哥没理睬,说我父亲思想僵化、不开窍、死脑筋,气得父亲要命。二哥照旧我行我素,父亲想我这当叔叔的管不了你,难道你老子也管不了你吗?于是乎,父亲去向我的大伯父大伯母告黑状,两位老人只能望天长叹,他们能有啥法子呢,这孩子疯了。村里的老人都觉得二哥变了,变得不敢认了。

1968年的冬天,一些外地来我们县串联的学生,要找新的斗争目标,要取得更大的胜利,一时半会没有进展。正在这些热血青年犯愁的时候,我那挨千刀的二哥,居然来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告了密,他说五爹是历史反革命。二哥亲自带着这些大学生连夜走山路抄近道来到坪坳村,把独臂五爹捉了起来。五爹被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将们五花大绑押到公社批斗,接着又押到县城继续批斗,白天开斗争会和游街示众,晚上拿大灯泡照,不让五爹睡觉,折腾了一个月,五爹瘦了三十斤。二哥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觉悟高,还当着众人面谩骂五爹,污蔑五爹。五爹没有表示强烈的反抗,只是苦苦地一笑,随口说了一句:“你这崽子,少教。”

村里人集体去公社和县里求情,我的父亲和大伯是领头的,人多势众,上面管事的人也知道五爹没有啥大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候,县人民武装部李志林政委出面说了话,他说组织上在土改时对五爹做过历史清白的结论,学生领袖这才勉强答应可以商量。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说话的分量也重。这李政委抗战时期就认识五爹,土改时特地来我们坪坳村看望过五爹,还送给五爹一件中山装外套和一条军毯子。五爹要是进县城都会带上土特产去看李政委,每次都在李政委家住宿。至于李政委和五爹是啥关系,乡亲们从未听五爹说起过。经过李政委及大伙的再三努力,五爹被放了回来。

从县城返回村里的路上遇到大雨,五爹受凉了,高烧不退,连气带病,卧床不起,半个月后就去世了。弥留之际,五爹说对不起乡亲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说到了阴间都会记得坪坳村人的恩情,是大伙收留了他。村里人不记城里学生的仇,把恨全归在大伯家的二哥身上,家族里没有人原谅二哥,就连大伯大伯母都与儿子断绝了关系。大伯发毒誓:父子永不见面。我父亲更是放狠话:要是被我见到,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那几天,父亲像一头咆哮着的狮子,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双手紧紧握着拳头。

独臂五爹死后,二哥不敢回村子里,村子里的人都不和他来往,极度鄙视他,看不起这种小人。大伯和大伯母在村里待得憋屈,总感觉不舒服,做不起人来。大伯成天闷闷不乐,老是对我父亲抱怨,前世作了啥孽?出了这样一个逆子,真是卢家不幸呀。有时大伯来我家门口的石凳上一坐就是半天,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无神,老发呆。

父亲心疼自己的哥哥和嫂子,跑到县城给远在福建厦门部队当营长的侄子打了电报,也就是大伯家的大哥,要他赶紧回乡。大哥回来一看家里这样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把父母接走了,两位老人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坪坳村。

二哥后来被保送上了大学,学习很努力。恢复高考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时,二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毕业后留校教书。二哥在学术上很有建树,还到美国、澳大利亚分别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二哥当上了教授,出了十多部著作,还带博士研究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是个典型的成功人士。

我高考那年,偷偷给二哥写了一封信,他寄了几本复习资料给我。我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片言只语,没有看到二哥的回信,我很失落。倒是那些书来得及时,可帮上我了。我上大学后,给二哥写了几封信,都是石沉大海。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每次回乡探亲时都将堂姑接到省城小住,她晚年生活得很幸福,儿孙都很孝顺。我曾问她:恨不恨二哥。她不回答,只是摇摇头。堂姑74岁那年去世,与五爹合葬,我特意赶回去送她最后一程。站在五爹坟前,我难过极了,我放声痛哭……

1997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就在二哥的那所著名的学府举行,吃住都在那里。当天夜里,我敲开了二哥家的门,多年不见,二哥的模样完全变了,发胖的身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他戴一副深度眼镜,一口京味十足的北京话,学者风范,侃侃而谈。看来二哥的身体也像他的学术成就一样,是高质量的。那天夜里,我很晚才离开,哥俩海阔天空地谈着,就是闭口不谈家乡的事,他不问我也不说。我多次用乡语与他交谈,试图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可他不接我的话,始终说普通话。我心里在骂他,真是个忘本的家伙。二哥对我的这次造访,表现得还是友好的,毕竟我们之间是亲堂兄弟关系。不过他向他妻子、女儿介绍我时说的话,使我很不舒服,甚至有點反感,以至于长时间耿耿于怀。他说,我们两人是一个村子的人,还是远房亲戚。我真不明白,二哥为啥要说假话。我想他如果说了我们的真实关系,会遭到妻女的质疑,这么亲的人从来不联系?

会议期间,二哥没找过我,也没请我吃饭。我走时去告别,他不在家,二嫂和侄女热情接待了我,她们问了好多家乡的事,我选择性地回答了一些。看来,这母女俩很不了解二哥的过去。我回去后给二哥写了好几封信,可他一封信也没有回。

2006年初,二哥退休了。从那年起二哥在清明节前后都要回村里一次,不进村,只在村口给独臂五爹上坟,完事了就返回。听村里人讲,二哥遇到村里人都很客气,点头哈腰的。他不抽烟,身上却带着打火机和各式的香烟,见人就发烟,点烟。由此,我对二哥的看法有所好转,人性还是善良的。我心中依然有个疑问,二哥知道我在省城的地址,我这是他往返的必经之地,可是他为何从来不联系我呢?

第九次,二哥又像往常那样去给独臂五爹上坟,真是让人感动,能坚持下来要有多大的动力和意志啊!这一次,没想到成了二哥最后一次,二哥永远留在了村里。二哥突发脑溢血,倒在五爹的坟前,没有及时被人发现。二哥的女儿根据二哥的遗愿,在众乡亲的帮助下,把二哥埋在五爹坟墓的右后侧。他女儿返回北京时,路过省城,来看了我。她带来了我早些年给二哥的信件,我很感动。这闺女很懂事,她祈求家乡人原谅他爸爸。对于二哥的死,我陷入了沉思,脑子里乱哄哄的,理不出头绪。

这次县里的人来我这,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归。我连夜去图书馆,所有相关的资料都翻遍了。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一小段:第70师下属一个营在背岭山,依托有利地形与日军浴血拼杀六天六夜。最后,全身伤痕累累的营长及三十余名壮士等到驰援部队,将日军全歼。

至于独臂五爹原名,还是不得而知。我对不起独臂五爹呀,心里很内疚。来采访的人还告诉我,我们村里正在集资准备为五爹修建一座亭子。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当天就从网上转账五千元,村长收到钱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好样的,没有忘本。村长还要我为纪念亭取个名字,要响亮,要气派。我含着泪答应了。

半年后,我回村里,老远就看到村口边竖立起一座古朴的亭子,是木制青瓦结构。走近一看,亭子上面镌刻着我书写的“五爹亭”三个大字。这个亭子是坪坳村学建筑的学子设计的,亭子的高度和宽度等好几处的尺寸都有寓意。我站在亭子下,久久不愿离去。遥望五爹墓地的方向,郁郁葱葱的青山依旧巍然耸立在那里,这会儿,五爹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耳边又回响起了五爹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