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信阳市作协主席陈峻峰老师来京，《阳光》杂志社长兼主编、作家徐迅请客，我有幸作陪。走进位于和平里青年沟路与兴华路交叉十字路口东北角的禾丰园饭店包间，一眼就看到刘庆邦老师已经稳稳当当坐在那里。徐迅给陈峻峰和刘庆邦介绍，我紧随其后说：“刘老师，咱老乡又见面了。”
我是南阳镇平人，与著名作家周大新老师的老家邓县紧邻。我说：“2009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周大新是推荐人之一。”刘庆邦点头说：“周大新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在北京有个河南京籍作家联宜会，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都是成员，有时间我们一起坐坐。”这令我受宠若惊。包括刘庆邦在内，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我的这些河南老乡如今都是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大腕儿，周大新是上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前不久刚获得茅盾文学奖。
我与刘庆邦老师已不是第一次见面。2010年初冬一天，我特意去现代文学馆听他谈创作。一周后，因长篇动物小说《桐桐的点点狗》荣获《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奖，我去领奖，又见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庆邦老师，同时在座的还有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
酒桌上，刘庆邦话不多，声音也不大，但始终很认真地听，数次举杯特意点着我的名字说喝酒，看上去颇有中原汉子的酒风，实在而能喝，且喝得爽快不扭捏。我因为高血压，一年多不曾喝酒，见到刘老师，一激动就失控了，一杯接一杯地喝古井贡。
宴毕，刘庆邦从饭店出来，头脑沉静，步履稳健，轻言细语与大家话别。因家就在附近，他骑了自行车来，竟然是老上海的永久牌自行车。望着他骑车融入北京繁华人流，恍若回到故乡，看一位熟悉大伯阳光下的背影。
一直到晚上，我头都有些闷沉沉的。一则长久不喝酒，缺乏抵抗力；二则可能我的血压在作祟。吃过晚饭，借着酒兴，我写了一条微博：我不喝酒快一年，中午遇到著名作家刘庆邦、陈峻峰老师，还有作家徐迅、诗人凌翼兄等，一高兴又喝不少。以后尽量以茶代酒，头至今还有些蒙，不是我不想喝酒，而是因为血压高……且记，要戒酒了！
接着，又写：刘庆邦老师是俺河南老乡，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称其为“短篇之王”。去年十一月七日，我把新书《好爸爸教出好作文》当面相赠，刘老师欣然为我女儿题写“天道酬勤，道法自然”八个大字。今天中午与刘庆邦老师相聚，话语轻柔，善酒。酒后尚能骑老永久自行车独自归去。庆邦老师，不老！
没想到这条微博竟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就刘庆邦是否称得上“短篇之王”的话题，不少网友纷纷发表意见。有网友直言: 刘庆邦勤奋耕耘，令人敬佩，但＂短篇之王＂实在是不懂小说的人封的！有网友附合：我也有同感，您认为中国是否有人勉强可称为“短篇王”？还有网友说：谁说的？短篇王古有蒲松龄今有汪曾琪。
我回应：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原话，汪曾琪去世之后，“短篇王”的桂冠就非刘庆邦莫属。这是我亲耳听雷达先生所讲，应该还有人可以作证。
有网友反驳：雷达又不是圣旨，林斤澜、苏童的短篇都很棒。更有网友说：只有汪曾祺。当然，不少网友支持刘庆邦为当代“短篇王”：“以作品质量而言，刘庆邦的‘短篇王’当之无愧”……众网友七嘴八舌争论激烈，至深夜，我最后留言：有兴趣的朋友，推荐读一读刘庆邦老师的《神木》，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盲井》，你会知道什么叫透彻人性，什么叫透彻骨髓……作家靠作品说话，不争论也罢。
刘庆邦是一位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作家，是不是“短篇王”他不会在意。但他并不能阻止别人，包括媒体的言论。这次聚会，刘庆邦见面就说：“我没有新书送给你们，这期《十月》上有我的小说，送给你们吧。”刘老师拿出三本《十月》，一本送给陈峻峰老师，一本送给安先生，一本给了我。
关掉电脑，躺在床上，打开2011年5期《十月》，上面刊有刘庆邦短篇小说三题。在卷首语中，编者这样写道：
刘庆邦以短篇小说创作的优质高产，在国内文坛享有“短篇王”之誉，可谓实至名归。近年来，作家得文名后大都忙于经营长篇，少有人把大量时间、精力和宝贵的写作资源耗费在短篇小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体裁上。刘庆邦却一以贯之，坚持每年创作为数不少的短篇，积年已得二百余篇。其中佳作俯拾皆是，构成了属于作者也属于读者的短篇小说殿堂。
为表达对刘庆邦先生写作姿态和创作成就的敬意，本期重点推出他特意为本刊精心创作的三个短篇。《风中的竹林》、《失踪》、《羊脂玉》分别取材于乡村、煤矿和城市生活，显示了刘庆邦的人生轨迹，也代表了他最惯常的写作题材领域。小说在平实而细腻的叙述中，在无边的人性关照之下激活身边的现实，从而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件产生了温度和亮度。
《十月》是我国文学权威刊物，在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其编辑的评价应该是准确而中肯的吧！
读完《风中的竹林》与《失踪》，我就睡了。夜里迷迷糊糊做梦，竟然全都是在研究刘庆邦的写作方法，包括其写作风格与语言特色，创作主题、立意等等。这大概与我的阅读习惯有关，近两年我读书，大多都把精力放在研究作家的创作方法上。次日一早五点醒来，又半躺在床上看完了《失踪》，感慨与收益良多。
刘庆邦的“短篇王”之名绝非浪得！如果仔细品读他的作品，一定会有许多惊喜的发现：
首先，语言文字精准、厚实且充满灵性，无可挑剔。刘庆邦完全以我们现代语言进行写作，且时时有精彩的神来之笔，是很的道的纯文学范儿。前几日有记者采访，我谈到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从刘庆邦的语言功底看，纯文学的语言魅力确实是某些类型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比如：“肥肉到底把你给废了。”“嘴老是不说话，也会变成棉裤腰。”“睡觉是船，时间是水，船漂在水上，不知不觉就能漂出很远。”“不信整不出他们的尿儿来。”“他的心里有些满，暂时不想吃东西。”……
读到“他的心里有些满，暂时不想吃东西”时，忽然想起《水浒传》中写林冲雪夜上梁山“那雪正下得紧”，一个“满”，一个“紧”，描写稳、准、狠，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刘庆邦的小说语言简洁有力，鲜活生动，大多来自活生生的民间，来自中原大地，你甚至能从中嗅到中原那片沃土的味道。这就是纯文学语言的魅力。相比而言，当下许多类型文学的文字枯涩、干结、生硬，就像羊拉屎般一疙瘩一坨，很难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其次，高明的小说家，其实都是讲故事高手。可以说《风中的竹林》、《失踪》、《羊脂玉》，每篇都是个精彩的故事，而且它们读起来比故事更有嚼头，更有味道。在这些小说的写作中，刘庆邦同样运用了讲故事的手法。比如悬疑，先不交底儿，让读者带着疑问不得不往下看。
《失踪》中挖煤的白图俊为了从煤老板那里骗一大笔钱，把自己“失踪”了，他的妻子宋爱蜜到煤矿又哭又闹。我们开始会因宋爱蜜失去男人的焦虑而焦虑，但读到后来才发现，原来白图俊的失踪是与妻子事先串通好的，夫妻俩这是在一唱一合。结果，他们并没如愿拿到赔偿款，白图俊还不得不远走他乡。结尾处，刘庆邦又一神来之笔：当没找到工作，一身疲惫的白图俊半夜悄然摸回家时，却发现屋里空空的，老婆宋爱蜜也“失踪”了。小说至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
这种一波三折、风云突变，正是故事所强调的写作手段。作为纯文学大家的刘庆邦信手掂来，运用自如。再举例：恐怖小说擅长营造恐怖气氛，令读者不由自主身陷其中，心跳加速。且看刘庆邦如何描写一个曾经吞没过八位窑工生命、已经废弃的窑口：
……人们往往不经意间，就把窑口越了过去。也有敏感的人，从窑口经过时，觉得好像被谁看了一眼。他回头，驻足，才把隐藏在荒草后面的窑口看到了。窑口黑洞洞的，上方的塌落物和下方的堆积物，使窑口变成了扁圆形，真像人的一只眼睛呢，巨人的眼睛。尽管长如睫毛一样的荒草对“巨人的眼睛”有所遮蔽，但驻足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只煤窑死后留下的独眼还睁着，并没有瞑目……
接下来作者写到八个窑工被水吞没，水泵往外抽水五天五夜之后——窑里的水不见明显回落，水里却有了不言自明的异味……那八位窑工在窑底再也没能出来，但谁能说这些水生物跟那些窑工没有一点儿关系呢！……
凌晨五点，当读到“也有敏感的人，从窑口经过时，觉得好像被谁看了一眼。”“窑里的水不见明显回落，水里却有了不言自明的异味”这些句子时，虽然我已经写了四五年的悬疑惊悚小说，有着比较粗壮的神经，却仍然汗毛倒竖，毛骨悚然。在此，刘庆邦的文笔绝对不输任何一位国内外的当红恐怖小说作家。
第三，天生作家的敏感与细腻观察。一个好的作家，必然是天性敏感的，正因为敏感，他才能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别人不易觉察到的细节。
在刘庆邦的这三则短篇中，细节随处可见。在《风中的竹林》里，他形容方云中右手五个手指头老是撮在一起，用方言土语叫“撮胡儿”。南阳方言又叫“撮攥儿”，说明一个人“快完蛋了”。一个外号叫“自摸”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包装纸破了没了，只剩下糖块，“糖块上沾着一些烟末子”。 “竹子的叶子在冬天是燥色。”在《失踪》里，“她（宋爱蜜）给丈夫煮的麦仁稀饭也结了一层皮……”这些细节，没有亲眼所见，没有天才的观察与想象力，是很难写出来的。
第四，巧妙处理当下生活，抑或新闻事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刘庆邦已经找到了它们的最佳契合点。要说清楚这点儿，就不能不提起刘庆邦的代表作之一《神木》。
“这个中篇最初由一则新闻引起”。刘庆邦在讲课中谈到《神木》（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盲井》）时说，他曾看到一篇报道，几个农民去煤矿挖煤，为了获得巨额赔款，故意杀死一个同伙，然后向矿主勒索钱财。矿主为息事宁人，就赔他们一大笔钱。这个新闻深深烙在刘庆邦脑海，他觉得是个写作的好素材，但如何写？如何把新闻事件变成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令他颇费脑筋。直到一两年后，他去某地参观，坐在车上忽然看到一所学校，放学了，读高中的学生蜂拥着从校园走出来。他突然间灵感来临，那个埋藏在心中已经两年的新闻事件由此灵魂附体。他终于找到了切入点，于是，开始动笔，并很快写出来。
《神木》的大意是：一个高中学生接到消息，他外出打工挖煤的父亲出事故死了。家里失去资金来源，他就不能上学，只好也出去打工。他跟着村里两个人去煤矿挖煤，而这两个人正是制造事故害死他父亲的凶手。他们把这个孩子带到煤矿后，想故伎重演，制造一次事故害死他再获得一笔赔偿。然而两个人中有一个还稍有点良心，说这孩子来到人间，啥富都没享，连女人啥滋味都没尝就死了，太冤。他们带他到镇上，想让这个孩子和妓女发生关系。但这个孩子面对妓女很害羞，很快逃了出来。两人只好带他去别的地方吃喝玩乐。最后，他们决定下手，事先在一个煤洞上方放一块大石头，准备诱骗孩子进去后，让石头落下来砸死他。然而那个良心发现的人始终犹豫不决，关键时候俩人因误会而争执，引得石头落下，俩人皆被砸。那个良心发现的人临死前告诉了孩子真相，让孩子去向矿主要他们俩人的死亡赔偿款。结果，矿主欺负孩子年纪小，臭骂他一顿，一分钱没给，让他滚蛋了。
在《神木》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刘庆邦是如何利用新闻素材创作小说的。在阅读《风中的竹林》和《失踪》时，我又一次想到了《神木》，它们都涉及到一个重要、关键问题，即如何用文学关照现实？
现在提倡作家要反映现实生活，许多作家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很遗憾，写得好的并不多。要么把新闻素材直接拿来生搬硬套，新闻事件和文学作品成了两张皮，粘接得非常勉强，让读者觉得不伦不类，不忍淬读。
再看《风中的竹林》。刘庆邦在写作时，一定想到了我国当下农村的很多问题。比如大批年轻农民离开故士外出打工，庄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很多村庄都成了“空村”，年轻人要么外出打工，要么搬到城里或镇上；
比如，刘庆邦还想反映留守妇女的生活，她们的艰辛痛苦，包括难言之苦。生理需求是人类的本能，干柴烈火的年纪，把一对男女生生分开是不道德、残忍的，甚至说是灭绝人性的。性爱的美好，他们却无从享受。但在中国眼下，无数农民工已经两居分居很多年，却从来没有人关心他们的两性生活；
再比如，因为现代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冲突与扭曲。我在读到《风中的竹林》方云中右手五个手指头老是撮在一起的“撮胡儿”时，甚至猜测，刘庆邦在这里巧妙运用了暗喻，“撮胡儿”无疑就是“完蛋了”，它并不是指方云中生命的即将结束，而是暗示以庄口开小卖部的朱连升为代表的农村人人性的缺失和传统道德的消亡。朱连升被发了财的儿子接到城里，安排他去洗澡堂睡了三个口味不同的小姐，胖小姐、小巧小姐和高个小姐。朱连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返乡后大谈特谈。而那些乡亲们，却并没有像当年批斗他好色的爹那样批斗他，倒是一脸羡慕，口水横流……
我相信，刘庆邦在写《失踪》时，首先想到的如何反映黑煤窑这类事件，而这样的新闻我们也已经看过太多。如何把新闻事件变成文学，反映其中的人性和社会问题呢？刘庆邦同样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楔入点。这就像把新闻素材撕开了一个口子，然后以文学的笔插入进去，有人物、有原因、有悬疑、有发展、有起伏、有冲突、有高潮、有意外、有味道……
刘庆邦之所以被誉为“短篇之王”，因为他准确地找到了文学与现实的黄金楔合点，准确生动地反映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而这，才是值得我们广大写作者研究与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