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脱稿作报告
周恩来、刘少奇彻夜商议文稿
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尤其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的召开背景都大不相同，每一次的会前准备都异常复杂。
1940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
“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62年后，十六大召开前夕，已是满头华发的李葆华深情地说，“为什么大家这样冒死也要去开这个会?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实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点。”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中，已召开过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每次党代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多数真正履行了职权，研究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作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决策，大都在党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为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回顾党代会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顾党的历史。
一提到会议，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枯燥和乏味的。但事实上，众多重要会议可谓曲折复杂，惊心动魄。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尤其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的召开背景都大不相同，每一次的会前准备都异常复杂，每一次的进行过程都各具特色，每一次的历史影响都非同寻常……
第七次党代会，毛泽东脱稿作充满激情的口头报告
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七大开幕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第二天，七大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会前发给代表。这个报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路线问题。毛泽东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纲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告诫说：忘记了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第二，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共讲了十一个问题，其中特别讲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继续阐述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二是战略转变的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他满怀激情地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要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他说：“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毛泽东既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充分估计到可能的困难和曲折。他提醒说：“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
毛泽东还讲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第三，党内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泽东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有各种不同的个性，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是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谈到干部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指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他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最后，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这个报告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代表回忆说，在七大上，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着说，“我52岁”，很谦虚的。
第八次党代会，周恩来和刘少奇彻夜商议八大文稿
1956年，八大的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
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
当时，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周恩来的作息时间和刘少奇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有一次午夜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秘书回答说：“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秘书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秘书立即报告刘少奇，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周恩来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上楼梯时，跟在后面的李富春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说：“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周恩来回头朝李富春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
秘书把周恩来和李富春直接领到刘少奇的卧室。这时，刘少奇正坐在床上看材料。他们没说半句客套话，周恩来就近坐在刘少奇午休用的躺椅上，李富春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开门见山谈问题。
工夫不大，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李富春迷了路，这时，周恩来也下来了。李富春回头一本正经地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周恩来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邓小平一向做事谨慎。对于这个总书记，开始酝酿的时候，他是婉拒的。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曾回忆说，八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他怕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就坐在会议室门口准备着。常委们里面说话，他都听得清楚，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邓小平的声音比较大，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邓小平的态度诚恳而坚决。“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门外。接着是周恩来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信任。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都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转出去。
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提出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有李先念和罗瑞卿等。
第十三次党代会，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十三大政治报告实际起草工作从1987年3月下旬开始，5月、6月、7月分别写出三次草稿。第一、二稿写成后，邀集中央部分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同时征求中央国家机关和理论界部分同志意见。7月底，在北戴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第三稿讨论了三个半天。
第三稿经过进一步修改形成第四稿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发到党内约5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与此同时，专门约请了中央和地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人物约100人，集中讨论了一个多星期。在党内讨论的同时，还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共数百人进行讨论。经过这样广泛的讨论，集中起来的修改意见数以千计，各方面送来的集体修改稿有数百本。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原则批准了经过认真修改后的第五稿。第五稿根据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做了两次修改，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是第六稿。
经中央全会认真讨论，又修改了150多处，形成了全会一致通过并向大会正式报告的第七稿。
经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又做了数十处修改，公开发表的是第八稿。
这个过程充分说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对这篇政治报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89年后曾有针对性地不止一次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