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摘自《金文声藏王凤山派快板唱词》的序言，我有幸在芙蓉馆馆主李涛先生那里看到了这本书，这篇文章历史真实性极强，下面大家就跟着三哥看一看这位王派快板的创始人和马三立先生晚年搭档的一生。
金文声
快板本没有门户，王凤山是满族人，可能是镶白旗。早年旗人有固定的钱粮，所以大多数八旗子弟什么也不用做，整天以游乐为生。民国以后，旗人的钱粮被免，王凤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守寡，孤儿寡母很不容易。王凤山为了生存就在大栅栏要饭。但要饭也不容易，也受别人欺负，别人的地盘儿不让你用。后来认识了海丰（小海子），海丰也是旗人，他带着王凤山要饭。海丰的数来宝唱得很好，王凤山唱数来宝就是和他学的。王凤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脑子快，能看见什么唱什么。数来宝本来就不是死词，原始的《进街趟子》四梁八柱就是海丰和王凤山研究出来的。王凤山直到晚年还有这块活，行话叫作“点数”，就是观众点什么他唱什么，现在可能只有佟守本会这个节目，也是根据王派的路子发展来的。内行讲叫“半腥半尖”，也就是真假各半。只要辙熟，下面随便提问都能唱。
早年没有快板、快板书、山东快书之称，就叫唱数来宝的，说武老二的。解放后，王凤山兴起的快板，李润杰兴起的快板书，高元钧兴起的山东快书。人往高处走，王凤山也感觉自己唱得不错了，他想着进天桥撂地，但遇到很大的阻力，你师父是要饭的怎么能在这儿盯场呢，作艺的不同意。于是他就和海丰商量，拜朱阔泉（大面包）为师，学相声。朱阔泉脑子很活，他把王凤山的数来宝穿插到相声里，这才研究出《进街趟子》、《排数》（即“对坐数来宝”）、《八家》（即“同仁堂”）、《磨帮子》（即“棺材铺”）四段能当相声使的节目。
王凤山
解放前夕，王凤山到了济南。济南是1948年解放，等他到了济南，正赶上运动，所以生意也不是很好。
我和王凤山是1949年相识的，他住在济南经四路纬一路永庆街13号。我家在济南有一个剧场，叫小乐戏园，能坐六、七百人，我既是园主，又是演员。正逢王凤山在这里演出，我们就认识了。我很喜欢快板，尤其欣赏他的唱法，后来逐渐向他学习了一些快板的演唱技巧。但我吃亏在口音，我又不敢改，因为我还以唱快书为主。
由于过去的老艺人文化不高，王凤山“上活”就得我给他念，尤其解放后排演新节目。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1951年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时期，上边来了政治任务，都要说新唱新。在济南中山公园开反动会道门的展览会，进行示众，之前就把我们这些演员进行集中，把公园的动物都转移到动物园，把笼子改成后台，笼子前边搭台，笼子门就是上场门，我们都在笼子里休息。这期间需要编演大量的新节目，于是由我负责执笔，写完后给王凤山念，他进行顺辙，我们一起排演了很多节目，如《枪毙三虎一狼》、《临清江》、《一封挂号信》等等。这些作品创作之初水平不是很高，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的运动进行宣传，调动群众情绪。所以说在此期间我们接触非常多。在这个时期王凤山的数来宝改称“快板”，据说之前的“快板”这个称呼是由红军兴起来的，部队中的宣传队就有“唱快板的”。
年轻的金文声
到了抗美援朝时期涌现了大批的新节目，这些节目原来都有雏形，比如借用宣传队或报纸上的词，我们再进行发挥，再度创作。所以在那个年代快板唱得都是新节目，现在所谓的快板传统节目都是借鉴吸收其他曲种的。1952年，王凤山在园子唱快板，但需要上演一些传统节目。他头段节目就是《武松打店》，是用的我的词，但我其中有一些方言土语，他根据他的演唱风格进行了改编。我是六段《打店》，他合并成两段。后来，正赶上乐亭大鼓名演员靳文然去济南演出，我们都对《双锁山》这个节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里有“盔甲赋”、“美人赞”、“报花名”、“十字回头”等等很多东西。但人家靳文然唱完就回唐山去了，没记住唱词。王凤山十分钟爱这段节目，于是我就一直追到唐山小山，一边撂地唱快书，一边追着靳文然听。人家不是天天唱，而且还不敢让人家发现，只能在园子外边偷着听。赶巧了听了三回，我就把词记住。那时我还年青，脑子要好，王凤山的“活”我一遍就能拿下来。他脑子要好，大部分节目都是我念给他的，他脑筋很快，我给他念最大的“活”，最多四遍他就记住了。所以他的节目基本我心里都有数，可以说是偷来了人家的《双锁山》，我带着这个节目兴致勃勃地回到济南。
郭德纲拜师金文声
我当时的爱人张连霞是西河大鼓演员，《闹天宫》《丁香割肉》、《朱买臣休妻》是我岳父写的，我们把这三个曲目都改编成了快板。后来又陆续上演了很多传统节目，可以说唱快板的传统节目是由王凤山最早开始的。
济南的晨光茶社，是由相声演员孙少林（大来子）掌穴，他的妻子是唱京韵大鼓的刘艳霞，也是我岳父的干闺女，所以我论着管他叫姐夫，但从相声门他又是我的师叔。他邀请我去他们的晨光演出，我因为自己家里有园子根本不愿意去，但王凤山也一再邀请我去，我抹不开面就去了。孙少林安排我和王凤山唱对口快板，如《八家》、《进街》、“群活”等都使过，我们合作过《打店》，他唱孙二娘，我唱武松。
最早发现王凤山艺术的是济南文化局的赵锡武，后来就在济南经五路纬五路的中山公园文化馆成立了一个快板书训练班，培养业余快板爱好者，为宣传党的政策服务。王凤山自己教不了，就由我和他一起教。一个小时给两毛钱，我们两人教一次课能给个一块钱左右。
金文声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当时王凤山有两位夫人，王凤霞（马秀凤）和王凤云，都是唱快板的，他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文元（小锁子），二儿子王文喜（小喜子）。由于旧社会的婚姻，王和夫人就离婚了，法院判王凤山给每位夫人200元。王当时也很拮据，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就找我商量，“金刚，你看这事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钱。本来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干，这一来他耍单儿了。我答应和他一起干，都各自唱单的，也唱对口，他再搭一个洋片架子，他会拉洋片，我们也说相声。不过指着撂地累死也赚不出400元，我又出了个主意，干脆咱们“挑汉子”（就是卖药糖）吧。我认识一个解放前串花巷的老头，解放后改卖药糖。他用很少的沙板儿糖，拿发酵粉酵起来，然后自己再配成各种口味的凉糖。他外出作生意时总拿鸟笼子带着个松鼠，还有一个玻璃管，一边一个球，里边有半管水，拿手一攥水往上走，说是试人的体力，其实都是“生意”，骗人的，不管体力如何一攥手也往上走。我一下子想起他来了，我说我去和他商量商量，让他给咱们熬点药糖，咱们“挑汉子”。那时撂地是一分钱一段，卖药糖是一毛钱一包，唱不要钱。本钱很有限，又从我另外一个朋友那儿买了一批肥猪粉的口袋儿，我就搬到他家去住了，因为晚上要包药糖。他住三间屋，搭两个铺，有他的老娘和小锁子。我们晚上一干就是半宿，熬好的药糖得掰开，还不能掰碎，装好了兜还用糨子刷，于是我和王凤山开始了卖药糖的生活。
转眼到了1955年，说实话，王凤山在济南不是多响，其实济南还就他一份儿快板。孙少林为人很好，但是脾气很不好。王凤山就不愿意在晨光再待下去了。晨光一组台时有一位相声演员王树田，能学四大名旦，唱得很好，和孙关系不太好，就去了武汉。王凤山就给他写信，王树田邀请他去武汉演出，同时要求把金刚带来，因为缺一场快书。我由于刚结婚不久同时也害怕不“过口”（即当地观众不适应口音），但又答应了对方，所以就推荐黄庭栋（即黄枫，黄宏之父）和他去。后来据说到了武汉后，也是因为“不过口”的原因，业务不好，就没有干长，后来到了天津，通过京韵大鼓名家林红玉参加了城厢区曲艺队，当时桑振奎是队长。
王凤山
当时，由于天津电台成立了曲艺团，李润杰的快板书很受欢迎，但下属三个队中就他一场快板，赵魁英就想再增加一场快板。当时就挑选南开区的胡振江和城厢区的王凤山，经过“验活”，就把王凤山吸收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本来王凤山父子是一场买卖，但没有要小锁子，实际小锁子唱得很好，可以说胜过乃父，但由于年轻“不压典”。王凤山一去电台，黄枫也耍单儿了，正在这时，东北来约人，黄枫于是就去了哈尔滨。
当时天津电台曲艺团缺三个曲种，没有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傅永昌刚走）、西河大鼓，王凤山一度写信叫我来天津。我总感觉地方曲艺进天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又听说黄枫也走了，与其到天津打不火，还不如在山东继续演出，所以我就不想来。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唱山东琴书的演员崔金霞（实际上是徐州琴书），她是我的师妹（琴书和快书是一个门户）。其夫郭昌颐（即郭秋临、郭冬临之父）唱山东快书，是跟我学的，其母杨四喜，为其伴奏，崔唱得很好，来到天津后演出效果非常好，后来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天津，去了长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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