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一说到普鲁斯特，立刻便想到这样一个人：他体弱多病，忧郁内向，久卧病床，孤独写作着“冗长”的故事。
但你是否知道，正是这个身体孱弱的男人，曾为了反抗反犹势力而四处奔走，奋勇抗争。他拖着病躯游历欧洲，接受那些最伟大的艺术的审美洗礼。通过
《普鲁斯特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复杂的个性和多面的才华。
普鲁斯特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证明，一个人面对身体上的极大限制，依然可以争取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而作为健康的大多数，在这个极易发声、又极易被淹没在喧哗众声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为独立自由付出更大的努力？《普鲁斯特传》
[法]莱昂·皮埃尔-甘 著
蒋一民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 出版
普鲁斯特传
莱昂·皮埃尔-甘
我们考察普鲁斯特的生活时，如果将其个人轨迹与时代变迁一起来看会很有意思。1900 年，法国正在欢庆新世纪的到来。巴黎地铁正式通车，一场更为盛大的万国博览会也于此年开幕。同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马克斯·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力学理论，毕加索则首次来到巴黎。如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所言，巴黎“正是 20 世纪之所在”。
不过在这个世纪的前几年里，普鲁斯特无论在身体还是思想上都流连他处。巴黎地铁通车时，他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威尼斯追寻古典艺术与建筑。幸好有《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在现代主义的殿堂里才能占牢一席之地。但当新世纪来临时，他的目光正坚定地注视着过去。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前发生的一切不感兴趣，只是他正极力锻造着自己的艺术，塑造着自己对世界与美的观点。
知识分子和旅行者
一起争论已经在法国发酵了三年，并将在 1898 年 1 月爆发为全民瞩目的大事件。事件的主人公是阿尔弗雷德·徳雷福斯，一位总参谋部的犹太军官，1894 年末被指控叛国，罪名是出卖情报给德国。
反犹偏见在法国由来已久，色当战役的失利激发了这种情绪；爱德华·德鲁芒（Edouard Drumont）危言耸听的畅销书《法国犹太人》（La France juive，1886）更是大加煽风点火；随后，由法国反犹联盟发行的《自由论坛报》（La Libre Parole）于 1892 年首印。就这起案件而言，起因是有人从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废纸篓窃得了一张便笺，内容显示法国军队存在机密外泄。徳雷福斯被诬告为泄密者。
遭到反犹主义分子涂鸦破坏的法国犹太人墓地
经 1894 年 12 月舍尔什米蒂监狱里的一场秘密军事审判后，他于 1895 年 1 月在军事学院被公开革职。在约两万人面前，德雷福斯制服上的肩章被撕毁，军刀被斩断，在场的人多数都高呼严惩。第二个月，他便流放至法属圭亚那离岸的魔鬼岛，度过了近五年孤独的囚禁生活。
在那里，他被关押在一个临时的小牢房里，夜晚要上镣铐，食物是腐败的肉。有关军队对他的指控以及谣言、审判、掩饰和裙带关系的争论一直持续多年，将整个法国社会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挺徳雷福斯派或“重审派”，相信徳雷福斯无辜并力主重审；一派是反德雷福斯派，坚称徳雷福斯有罪，这一派里不乏来自军队、政府和教会方面的官方人物。在当时，公开表白自己的立场是冒险之举，日见气盛的偏见能够战胜多年的朋友感情，许多亲密的友人因此决裂。
后来经一位名叫皮卡尔（Picquart）上校调查发现，当初那张便笺上的笔迹事实上是埃斯特哈奇少校的，然而后者很快被宣判无罪；皮卡尔本人则被调离巴黎，之后被停职乃至入狱。1898 年 1 月 13 日，左拉愤然在《晨曦报》（L’Aurore）上发表公开信《我控诉！》。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徳雷福斯得以返回法国本土，然而案件重审后仍维持原判。1899 年 9 月，他被宣布特赦，直到 1906 年才正式恢复军籍，并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不过，流放魔鬼岛长达十年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余生里。
法国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1897 年 11 月至 12 月初，左拉曾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大量文章，谴责军方操纵了徳雷福斯案件，呼吁真相和公正（挺徳雷福斯派的口号）。然而很快，包括里昂·都德（Léon Daudet）和莫里斯·巴瑞斯（Maurice Barrès）在内的反犹派便说服报纸停止发布这一派的文章。不屈不挠的左拉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致年轻人》，号召学生和年轻人秉持公正、支持徳雷福斯。
普鲁斯特与他的同伴为一份请愿书四处奔走征集签名，1897 年 12 月，他和费尔南·格雷格终于成功地要到了法兰西学院院士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签字，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 月初，埃斯特哈奇被宣布无罪后，左拉冒险在《晨曦报》发表了《我控诉！》；第二天他又以《知识分子宣言》为名公布了由左拉支持者收集的签名单。在阿纳托尔的名字旁边，我们还看到了马塞尔和罗贝尔·普鲁斯特的名字。
我们知道，这正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行动的肇始；事实上“知识分子”一词本身即由此发端，尽管对于莫里斯等反德雷福斯者来说，这个词具有讽刺意味，它指那些象牙塔里的人，还没搞清缘由就盲目支持。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行动也颇有风险：作为法国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以及总统福雷的私交好友，普鲁斯特教授在《晨曦报》头版发现儿子们的名字后，整整一个礼拜没有跟他们说话。
这件事让普鲁斯特亢奋不已。1901 年至 1911 年间，约瑟夫·雷纳赫（Joseph Reinach）出版了关于此事的七卷本著作，他与斯特劳斯夫人关系不错，后者的沙龙也是德雷福斯派的一个大本营。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支持让阿尔曼夫人的沙龙也声同气合。这段时间里，法国人都因左拉被控诽谤而揪紧了心。马塞尔本人也带上三明治和瓶装咖啡待在重罪院内，密切关注着整个诉讼过程。他以让的名义将这件事写进了《让·桑德伊》的笔记里。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件在沙龙闲话里的延续。
普鲁斯特对这些流言与争论的记述，展示了社会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如万花筒般全盘反转；展示了在特定的环境里，一个人的社会声望是怎样仅仅由于偏见而剧烈沉浮。普鲁斯特把这个案件写入《追忆似水年华》，不是因为他想写出时代的大动荡，而是如威廉姆·卡特所说的，就普鲁斯特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痴迷而言，历史事件对“探索主导人类行为的心理学法则”极为有用。
这一案件让普鲁斯特认清了满是腐败与偏见的社会现实。他对徳雷福斯的支持乃至最终把相关内容写入小说，与其说是出于对犹太同胞的同情心，不如说是想暴露偏执的丑陋与荒谬，暴露多数人对少数弱小者的迫害与轻视。
丑化德雷福斯的画作
而对普鲁斯特来说，这些年里的争吵并不只限于辩论徳雷福斯本人是否有罪。在 1896 年末或 1897 年，马塞尔曾与父母大吵了一架。在《让·桑德伊》的笔记中有这样一个版本：争吵的起因是普鲁斯特夫人买错了马塞尔手套的颜色（应该是黄色的），他原本满心希望戴着它去赴一场半社交性质的约会。马塞尔一气之下摔破了他妈妈心爱的玻璃花瓶。
而一封致让伊夫·塔迪埃的未公开的信则暗示了另一个原因：他的妈妈对他数年前拍摄的一张照片表示不满，照片里的马塞尔是坐姿，满脸自得；罗贝尔·德·弗莱尔紧挨着他站在后面，吕西安·都德则站在普鲁斯特身边，温柔地看着他，一只手轻轻搭在普鲁斯特的肩上。
花瓶的破碎究竟是源自一个虚荣的早熟孩子的坏脾气，还是出自一个因无法向最亲近的人坦白自我而心酸绝望的年轻人之手？如今我们知道的，只有普鲁斯特母亲在信中写下的看法：“我们再也别想、也别再提这事了。打破的玻璃再也不是在神殿时的模样——那象征着一个坚固的联合体。”（《通信集》，第 2 卷，第 161 页）
有趣的是，在当时严苛的审查制度——以及攻击下，马塞尔的母亲从犹太人信仰中选择了一个意象。在传统犹太婚礼中，新娘与新郎要同饮一杯酒，然后将酒杯在新郎的右脚边摔碎。看上去，普鲁斯特夫人想以此指向一种超越物质的紧密联系和爱，从而向儿子道歉。
从这封以及其他写给儿子的信中来看，她似乎都在尽力帮助儿子为未来没有她的生活做好准备。在《让·桑德伊》的场景速写中，普鲁斯特或多或少地引用了这些话；赛莱斯特·阿尔巴雷在回忆录中，也是如此表达普鲁斯特对这一场景的描述。
说到普鲁斯特，人们脑子里就是他坐着不动的印象，一个常年卧床、不见天日的人。他的画师雅克埃米尔·布朗什曾形容普鲁斯特的卧室是一间“实验型病房”，一个集合了探索与绝望的地方。
不过在 1898 年至 1904 年间，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普鲁斯特：虽然够不上是父亲那样勇敢的环球旅行家，或是健壮的弟弟那样的冒险家，他仍然可称得上是一个旅行者。
卡堡海岸旁的普鲁斯特纪念板
1898 年，马塞尔赴阿姆斯特丹短途旅行；1900 年 4 月，他与母亲、雷纳尔多以及玛丽·诺德林格（Marie Nordlinger）一同去了威尼斯和帕多瓦，直至 10 月才独自返回；1902 年，他与贝特朗·德·费纳隆（Bertrand de Fénelon）在比利时和荷兰待了两周多，不过这已是他自称与母亲别离最久的时间了；1904 年，他乘游艇在瑟堡、格恩西岛和迪纳尔间逡巡了数天，与之前同雷纳尔多去海上美丽岛的旅程相比，这段海上行程更加美妙。在这些主要的旅行之间，还穿插着每年夏末与母亲在依云的小憩、专程去凡尔赛赴晚宴等出行；另外，1903 年，他首次尝试乘汽车旅行，这段经历让他颇为着迷。不过，这些旅途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追随阳光的脚步，而是为了艺术。
普鲁斯特首次独自去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是要看一场伦勃朗的画展（共展出了他的 125 幅作品）。1895 年他曾写过解读夏尔丹与伦勃朗的文章；1900 年他又写了名为《伦勃朗》的文章，再次强调艺术家投射到观察对象上的眼光非常重要，这一观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还将进一步发展。1902 年与费纳隆出行的主要原因是，普鲁斯特想去看看低地国家艺术家们的作品（尤其是布鲁日的佛兰芒原始绘画流派的全部作品、哈尔斯在哈勒姆完成的绘画，以及藏于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的维米尔的《德尔夫特风景》）。
我们所知最多的，是 1900 年 4 月普鲁斯特的首次威尼斯之旅。这次旅行是为了约翰·罗斯金（1819—1900）。这位英国艺术批评家与思想家、牛津大学首位史莱德艺术教授，引诱着年轻的普鲁斯特甘愿放下马勒泽布大道的舒适生活，千里迢迢地赶来。一如普鲁斯特的习惯，他为这一新爱好做了大量阅读，包括保尔·德雅尔丹（Paul Desjardins）所组织创办的日报《道德行为联盟公报》;1893—1903 年间，保尔在巴黎自由政治学堂授课时翻译出版了一些罗斯金的作品。此外，在 1895 年 12 月至 1897 年 3 月间发行的《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里，摘录了一组罗贝尔·德·拉·斯泽哈纳（Robert de la Sizeranne）有关罗斯金的研究文章，题为《罗斯金与美学原则》。
普鲁斯特的梦想旅行地威尼斯
在这些文字中，作者向普鲁斯特娓娓讲述着山楂树的小径和日影斑驳的田野。这是一位批判性的思想家，以全新的目光打量着世界，善于从最简单、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中看到美，喜欢那些与众不同的建筑、绘画与造型艺术。
母亲与翻译家
普鲁斯特对于人类存在有限性的敏感，并非因罗斯金的去世才形成。18 个月前，由于患有子宫纤维瘤，他母亲接受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手术，一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让普鲁斯特清醒地意识到，他不可能永远与珍爱的家人在一起。好在经过三个月的康复期，普鲁斯特夫人恢复了健康，还在儿子的精神冒险中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塞尔的英文并不太好，他最初了解罗斯金，是通过研读《道德行为联盟公报》中的片段翻译以及斯泽哈纳的研究而获得的。不过他母亲的英文却非常地道。于是，“翻译”罗斯金的挑战很快便以颇具普鲁斯特典型风格的方式展开。普鲁斯特的作息是深夜工作，上午（乃至中午）睡觉。母亲对此原本并不接受，直到她认为普鲁斯特终于找到了能够持续投入热情且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的做法古怪却很有效：每天早上普鲁斯特夫人醒来后，会看到儿子给她留的便条，上面写着请她翻译的《亚眠的圣经》（The Bible of Amiens）的章节名。这部书是罗斯金对亚眠大教堂雕塑艺术的研究（尤其是西面的大门入口处）。普鲁斯特夫人就遵嘱照办。如此，当几个小时后普鲁斯特开始工作时，他手上就同时有了罗斯金的原文和母亲逐字的翻译。他便可以自如地将罗斯金的文本译为法文了（或如一些人声称的，将其“普鲁斯特化”）。当他完成部分草稿时，他会满心愉悦地翻查字典和其他可靠资料，与朋友和熟人沟通，力求细节完善、清晰明确以及用词精准。
让娜·韦伊，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夫人，普鲁斯特的母亲
玛丽·诺德林格的母语是英语，法语也相当不错，马塞尔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在普鲁斯特翻译第二部罗斯金的作普鲁斯特在威尼斯陷入沉思。1900 年 5 月品时，她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便是《芝麻与百合》（1865）——罗斯金关于阅读与妇女教育问题的演讲集，玛丽做了大部分的逐字翻译。
普鲁斯特在 1900 年去威尼斯旅行，是为了亲眼看看罗斯金笔下的那些建筑与艺术。不过以普鲁斯特的惯例，这第一手的总感受要经由中介传达：他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旅行，是在阅读泰纳和弗洛芒坦的过程中进行的，他捧着书从一个美术馆走到另一个。
到了威尼斯，罗斯金成了他的向导：当他们在圣马可大教堂躲雨时，玛丽为他读着罗斯金的《威尼斯的石头》，让他感到“奇异而动人，令人心醉神迷”。从普鲁斯特写给玛丽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谦恭有礼和善于恭维的一面，看到当其思想寻得独特目标时，他会变得多么苛求与专注，看到他的智慧与幽默感，以及他的健康状况。1903 年 8 月，他写道：“我的处境很糟糕……因高烧而浑身发抖，因哮喘而无法呼吸。”当年的 10 月，他哀叹地记下自己在诺曼底和勃艮第的漫游：
我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和越来越差的身体穿越了法国，从罗马式的前厅直到哥特式的礼拜堂。我走过的所有古迹里，只有伯恩济贫院与一身病痛的我相契。我想我已够格进急救病房了。维奥莱公爵曾说，济贫院太美了，人们会心甘情愿在伯恩大病一场。很明显，他根本不清楚生病是什么滋味。（《通信集》，第 3 卷，第 427 页）
从这些诙谐、博闻而又语带肃穆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直困扰着普鲁斯特的矛盾处境：脆弱的体质与富于精力的活跃思想。对此，玛丽与普鲁斯特本人的看法一致。她曾写道，普鲁斯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未向困扰他的病痛让步”。
虽然身体虚弱，但在陪同母亲去威尼斯时，普鲁斯特并未轻装上阵。他的旅伴包括罗斯金的多部著作：《圣马可的安息》《现代画家》《亚眠的圣经》，当然还有《威尼斯的石头》。在此期间，普鲁斯特还在读埃米尔·马勒（Emile Mâle）的《13 世纪法国宗教艺术》。这部作品与罗斯金共同引出了《追忆似水年华》里一个著名的场景：有关贡布雷教堂的描述。小说中，叙述者这样形容它：
这座教堂在我的心目中与城里的其他地方完全有别：这座建筑可以说占据了四维空间——第四维就是时间，它像一艘船扬帆在世纪的长河中航行，驶过一柱又一柱，一厅又一厅，它所赢得、所超越的似乎不仅仅是多少公尺，而是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它是胜利者。（《在斯万家那边》，第 6364 页）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美术评论家
普鲁斯特研究罗斯金（以及马勒，普鲁斯特之后曾与之通信），本质上是出于对绵延的时间的着迷，这也是整部《追忆似水年华》关注的中心。
尽管一直在抱怨健康问题，1899 年至 1902 年间，普鲁斯特的身体还是有所好转，他又可以继续他的旅行、娱乐与工作。他最喜欢的流连之地是皇家大道上的韦伯咖啡餐厅。普鲁斯特一般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出现，用厚厚的毛料外套把自己裹住，仿佛一尊易碎的古董。他总是轻咬着唇上的胡髭，啜饮一杯格拉巴酒，声称 “他刚刚起床，患了感冒,要赶紧回家上床去,这里的嘈杂会让他得病”，却仍继续逗留好几个小时，并常常提出“一些异常新奇且过于敏锐的观点，用一种半迟疑半匆促的语气”，而且总能在几句话里就立刻吸引他的同伴。
尽管在写作《欢乐与时日》的同时，他还在为《让·桑德伊》中的场景打草稿；但 1899 年底，他却完全放下了《让·桑德伊》，转而投入到《亚眠的圣经》的翻译工作中。
1903—1904 年间，普鲁斯特为《费加罗报》撰写了 5 篇系列文章，以《巴黎的沙龙》为题发表。文中记录了包括玛蒂尔德公主、玛德莱娜·勒迈尔、德·波利尼亚克公主、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和伯托卡伯爵夫人等人的著名沙龙的特点、气氛与核心人物。前两篇文章署名为“多米尼克”，其他的署名为“霍瑞肖”。这让普鲁斯特得以短暂地（很快他便被认出来了）当面听到社交界对其文章毫不避讳的评论。
他的模仿天分、才智及其对细节的观察力在这些文章中熠熠生辉，这些对人物特点和语言细节的生动再现能力，还将用于模仿福楼拜、巴尔扎克、龚古尔兄弟以及其他人，并将于若干年后发表在《费加罗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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