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钱穆在台湾和香港授徒讲学。翻阅他这一时期的讲堂文稿，发现钱穆在课堂与在书中一样，对中国传统的学术风气依然追慕不已。当着众多学生的面，他动情回忆与蒙文通述学的快乐：
他看见我刊登在学校周刊上的一份讲义，讲法和他先生（指蒙文通的老师廖季平）相同。我讲战国讲“礼、乐、射、御、书、数”的“礼”字。他说“礼”字只有孔子讲的礼，你怎么会讲到战国去？和我先生从前讲经学看重战国一样，是同道。于是他写封信给我。这封信一万几千字，长如一本书，可惜现在已不在了。我想那时候人和现在真不同。他的先生是全国闻名的，他见了我一篇讲演，会写这样一封信给我。诸位想，这是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的学术风气……今天可以说，已没有学术风气了。
其实给钱穆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不是信的内容，而是蒙文通手书长信与其探讨问题的可贵学风。不过话又说回来，同样是论学，胡适给钱穆的印象就不是如此了。在老子与孔子孰先孰后问题上，二人争到底也没服气过谁，等到晚年胡适才明白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情感立场问题。在钱穆看来，胡适不过是读了几本中国古书，“能通文言文”，说到底，还是“不读书”，钱穆对胡适的不以为然简直是溢于言表。
钱穆对胡适有如此看法，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他恼火胡适提倡白话，让一帮青年学生跟着到处跑，不读古书了。但说胡适不曾读书，的确也是冤枉胡适。胡适毕竟还是下过苦功的人，通读过《资治通鉴》《十三经》等，这之中对《诗经》包括朱熹的注都背过，传统学术功底也不差。他们的恩恩怨怨我们至今还记得，在于这论争背后包孕着的读书精神，有了它才发而为人格魅力，学术魅力。
经常有人说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最典型莫过培根《论读书》中的观点了，一句俗语概括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比如大家都说陈垣先生花十年时间通览了《四库全书》；杨树达先生能将《汉书》熟读成诵，被陈寅恪誉为“汉圣”；吕思勉先生曾通读了三遍二十四史，门人对他的回忆是 “老先生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写东西”。
古人说，辨博之人，戒之在辞之泛滥，因为会一味求博识而泛滥无所归依甚而至于虚浮无根。如果说读书有“博、大、精、深”四个境界的话，精和深应是最后为学之凭依，我认为这些老先生都做到了。
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读书。每当拿起这些人的书，心里都在想，这书该如何读是好：拿起一本书把字从头认到尾是一种读法，补充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是一种读法，细细品读看出微言大义是一种读法，怀着崇高的学术理想探寻事实真相也是一种读法。看看闻一多给西南联大中文系招收三年级转学生所出的考题（考题共有22道，兹引3道）：
1、杜佑《通典》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是否一样的？郑樵《通志》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2、下列十个名词是否都是《易经》的卦名？请将误列的指出来：蒙 萃 既畜大过 谦 济 盈 丰 归妹 苞。
3、注出下列各韵书的部数：切韵( )韵 集韵( )韵 平水韵( )韵 洪武正韵( )韵 中华新韵( )韵 广韵( )韵 五音集韵( )韵 韵府群玉( )韵 中原音韵( )韵。
闻一多所出试题，侧重从音韵学等传统学问出发，考察学生的基本功。不过我第一次看到这里，心里想：完了，肯定考不过。
晚年的钱穆在课堂上说，现在的这批学生远不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那批学生。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恐怕不好回答其实也心知肚明。不过，想想怎么读书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作者为大学教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者。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民国学人。在《光明日报》《读书》《随笔》《当代作家评论》《新文学史料》《南方周末》《传记文学》（中国台湾）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论文、学术随笔、散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