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系列线上活动，邀请学者孙郁、杨早等人进行线上分享，缅怀汪曾祺先生的为人为文。
汪曾祺（1920-1997），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在通行说法中，他常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
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称号，孙郁指出汪曾祺身上同时具有现代性，而杨早则认为该称号是一种误读，直言“汪曾祺是一个现代派”。
“汪曾祺的散文很有韵致，传统词章的那种优长都有，我们有时候能够感受到他跟柳宗元、苏轼的一些文字相通的片断，有时候能读到他跟张岱、袁宏道、袁宗道这些人内心相通的句子。”孙郁在分享会上表示，汪先生对传统的东西把握得确实很有味道。
但与此同时，汪曾祺又有现代性，他并不是回到古老的士大夫文化的秩序里，他有现代精神。
“汪老还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很深的，但是他把左翼那种泛道德化的东西剔除出去，关心底层这一点保留下来，这是很不得了的。”
京派作家群体大多具有世界眼光，有很强的现代性，而“京派作家”也是汪曾祺自己比较看重的称号。一度中断的京派文学脉络也是汪曾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把它衔接起来，“所以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说他是最后一个京派小说家。”
关心现代派的写作手法
相比之下，杨早则更为激烈地表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称号是对汪曾祺的误读。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在对此问题的理解上，八十年代有大量的误读，尤其是我最讨厌称呼他为‘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完全谈不上是士大夫，更不要说最后了。”在杨早看来，汪曾祺其实是一个现代派。
据杨早介绍，汪曾祺与其父亲杨鼎川有过多次谈话，1981年，汪曾祺在谈话当中提到当时正时兴的“意识流”这个手法，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当时是最有名的，但是汪曾祺觉得王蒙的意识流“流得还不够美”。
除了关注“意识流”这种现代派的写作手法，汪曾祺的创作还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1994年，我父亲问汪先生，他的作品《复仇》到底是受谁的影响？汪曾祺明确说他是受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影响。”杨早还透露，汪曾祺曾说想用现代派手法来写散文，他说过：“有新潮的诗，有新潮的小说，还没有见过有新潮的散文，但是我现在认为散文还是可以用现代派的方法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