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侘寂的茶杯

仿佛日本人喜欢极致的性格,日本瓷器也有两个极端,几乎没有中间地带。第一个极端以有田烧为代表,还有京烧、九谷烧等等,这些瓷器源自中国明清彩绘瓷,表现出华丽、外向、世俗的审美取向。下面介绍另一个极端,源自中国宋代黑釉茶盏,服务于茶道和禅宗的,以乐烧为代表的侘寂瓷器。

茶在唐代传入日本,宋代开始栽种茶树。起初以茶为药,日本最早的茶书《吃茶养生记》中把茶定义为“末代养生之仙药”。后来在日本禅院中流行饮茶,又传入武士阶层,用点茶法。那时宴会前要玩一种叫“四种十服茶”的赌茶游戏,很像宋人的斗茶。日本室町时期有《吃茶来往》一书,用漂亮的文字描绘了赌茶时的狂欢:“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先三尺而论户,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式歌式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

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觉得赌茶太过奢靡,便命能阿弥创立书院茶,一种朴素严肃的饮茶方式。而后村田珠光成为幕府茶会的主持,叫茶头,在书院茶的基础上发展出更朴素的草庵茶。他定了许多饮茶仪式,首次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从此禅、茶、道就纠缠在一起了。《珠光问答》中有一段议论,颇能说明日本茶道的宏旨:“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相接之间,谨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

珠光说的赵州指赵州禅师,法号从谂,他对茶的论述记载于《五灯会元》和《指月录》:赵州从谂禅师问新来僧人:“曾到此间否?”答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新来僧人,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禅师:“为何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吃茶去”之公案被广为引摘,大和尚的机锋并不在茶,而在人。通过给曾到者、不曾到者和院主相同的待遇,阐释了佛家的重要思想,众生平等。佛家认为一切有情众生都在三世六道中轮回,本质上是一样的,故而平等,《涅槃经》云“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汉传佛教发扬了平等思想,又揉和庄子的齐物观,认为有情和无情众生也平等,石头瓦片皆有佛性,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其实赵州还可以让僧人去吃斋、去砍柴,只要待遇相同,就是平等境界。珠光说的“外却人我之相”,也正是平等心的体现,而“以及天下泰平”则是迎合统治者的需求,这时的茶道又很像儒家的礼了。

茶在中国也经历过药用的阶段,南北朝开始作为饮料,起初只流行在南方。北方不产茶,也不喝茶,《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人对南方饮茶者的各种嘲讽,称他们为“漏扈”“酪奴”“水厄”。北方人饮茶源于禅宗的流行,唐代封演在《封氏见闻录》中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务于不寐”意为僧人要在夜间参禅打坐,睡的很晚。“不夕食”是释迦摩尼传下来的规矩,过午不食。小乘佛教不事生产,许多佛经开篇都要写佛陀“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那时僧人全靠乞讨度日,自然要省点吃,再加上南亚气候温暖,体力消耗少,才能做到过午不食。

古代中国只有云游和尚才会讨饭。寺庙多建在人迹罕至的深山,无处化缘,僧人只有耕种自给,城市里的寺庙往往也有农田,比如鲁智深曾在相国寺看守菜园。和尚白天耕作,晚上打坐,气候又冷,还不许吃晚饭,怎么顶得住?于是喝茶,唐时煮茶还要放菜叶和调料,晚上喝几碗可以补充体力,而且茶提神,有助不寐。

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六祖慧能的第三代传人(赵州从谂是第四代),在百丈山创立农禅,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写了本影响极大的《百丈清规》,被后世视为禅宗丛林(僧团)的行为守则,其中就规定僧人要在晚上坐禅前开茶会。这就是茶与禅的最初因缘,充饥提神,并无深奥之处。禅宗宋代开始更强调顿悟,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许多僧人连坐禅都免了,但禅院茶会依然保留下来。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再说众生平等,小乘佛教是如何解释平等的?敦煌画了尸毗国王割肉救鸽、萨埵太子舍身饲虎,这种血淋淋的平等是不可持续的,而赵州禅师只用三句“吃茶去”,就把平等境界彰显的淋漓尽致,清新脱俗。所以佛教诸多分支里,六祖一脉的南派禅宗流传最广最快,尤其吸引文人士大夫阶层:你不用拜佛,因为你就是佛,你也不用修行,总有一天会顿悟——这就像“不背单词也能学好英语”的培训班广告一样,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于是茶就跟随禅宗一起广泛流传,还有茶碗。

文化和习俗的流传多在表象,只传果,不传因。比如过午不食传到中国时,人们忽视了小乘僧人不干农活;茶随禅宗流传时,人们忽视了充饥提神之功用;建窑黑釉盏流传时,人们忘了斗茶。宋代时许多日本僧人到天目山学禅,他们回国时带着黑釉茶盏,还有茶会的习俗。那时煎茶法已经被点茶取代,茶汤不能充饥了,于是日本人认为,茶与禅应该有某种深层次的联系,这时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禅的阐释者。

如果禅和道真实存在,一定处在人类语言的边界之外,不能说,一说必错。所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维特根斯坦也说“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同时他又强调“能说的都说清楚”。说什么呢?说些与不可言说之物相关的事情,描述其边界及现象,或者说清楚它不是什么。诗人最先掌握了这种技巧,比如《诗经》中的“兴”,欲云彼,先说此,喜欢美女不问约不约,而是先唱“关关雎鸠”。在日本茶道里,茶就是禅的“雎鸠”。

然而茶又不是禅,现在有个被四处张贴的口号“禅茶一味”,有人说出自宋代圆悟禅师的《碧岩录》,然而并没有。其实在中国和日本的古书中,都找不到这四个字,很可能是当代茶人的创作。古代禅师曾用多种意象诠释禅,如空潭月影、青山白云,若把禅局限于茶,如皓月何?如青山何?茶在禅的边界之外,只是解释者,如果以为喝茶等同参禅,就是起了差别心,不平等。

建窑黑釉兔毫盏,宋

中国黑釉盏在宋元传入日本,日本人称之为唐物,是只有高僧和贵族才能使用奢侈品。日本政府在1951年定出252件国宝,其中有三件宋代建窑茶碗,一件吉州窑茶碗,还有三件龙泉窑青瓷花瓶。日本对宋元黑釉研究颇丰,天目釉之名就是日本起的。他们把天目总结为七种:油滴、玳瑁、鹧鸪斑、兔毫盏、黑定盏、星盏、柿天目。前五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星盏是一种结晶黑釉,上有银色斑点,比油滴细小;柿天目又称黄天目,是一种酱色釉,产自建阳和吉州。

荞麦碗

明代永乐皇帝曾送给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中的将军)一只宋代建盏,而后就少有天目盏对日输出。因为中国改泡茶了,流行白瓷茶碗,黑釉盏停产了。日本茶道又开始使用一种朝鲜产的浅黄色斗笠形陶碗,这种碗泥质粗糙,表面夹杂黑斑砂粒,日本人却相当看重,称其为荞麦碗。

大概在十六世纪中叶,日本开始生产茶盏,最著名的就是由日本茶圣千利休主持,长次郎制作的乐烧盏。长次郎是朝鲜移民的后代,在京都烧陶,因制作宫殿脊瓦而获得丰官秀吉赏赐的“乐”字印章,故改姓乐,其产品也取名为乐烧。大概在1570年前后,长次郎开始制作由千利休设计的陶茶碗,其子孙现还在经营乐烧,已经传承到第十五代。

千利休

日本的制陶技术很早就成熟了,有完善的练泥工艺,以及手动和脚动轮车,这些都被千利休否定了。他选择了京都郊外出产的粗粘土,抛弃了轮车,恢复了新石器时代就淘汰的技术,手捏成形。所以乐烧盏胎质粗糙,造型不甚规整,有些甚至里倒歪斜。器形以直桶形为主,后来发展出马槽形、舌形等变种。乐烧用低温铅釉,也有不施釉的,早期釉色有红黑两种,千利休留下来七只茶盏,四黑三红,后世又发展出白黄蓝等釉色。

烧法更是叛经离道,窑温烧800度后,用铁钳夹出烧的通红的陶坯,放到露天冷却降温。我们说过,降温阶段窑内气氛浓度超过1%时,就是氧化焰。那么乐烧降温时氧气浓度是21%,史上最强的氧化气氛,所有的铁元素都被氧气成红色。而且这种烧法还会引来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龟裂、变形以及被外界污染等等。是的,乐烧就追求这种随机的瑕疵。


乐烧茶碗,17世纪


乐烧茶碗,17世纪

乐烧茶盏被视为日本侘寂美学的代表,通过刻意的瑕疵,去强调世界的不完美,同时又在瑕疵中觅几分可观之处,以供把玩。侘寂源于佛教的基本宇宙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谓三法印,还有四法印说,加上一切皆苦。要解释侘寂的概念,恐怕得再写本书,这里就用普通话概括一下:世界是残缺的,而且会一直崩坏下云,我们又无力抗争,干脆欣赏这种残缺,在其中寻找一丝美感,聊慰平生。许多文明都有残缺审美观,日本的侘寂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如果全日本都侘寂了,扶桑何足道哉?别忘了还有有田烧工匠,正因为世界是残缺的,所以才拼命造出完美的瓷器来,真正的英雄主义。

乐烧茶器是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审美取向。现在国内开始也流行中式茶道,最早是台湾人模仿日本茶道搞出来的,茶艺师要穿唐装,配佛珠,泡茶时做“凤凰点头”“关公巡城”等动作,漂亮。过去中国人喝茶就没这么多讲究,或者说讲究在别处,中国有红黄绿黑白青茶,每种茶还有许多分支,种类多到连专家都说不清,所以中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茶本身的变化上了,没工夫求道。

日本就不同了,九成是绿茶,还有一成乌龙茶做瓶装饮料。茶叶种类的匮乏导致他们只好在茶之外做文章,搞出了许多仪式性的东西,并称之为道。日本茶道由村田珠光开创,武野绍鸥发展并传给千利休。千利休将茶道平民化,使之更普及,在日本家喻户晓,被视为茶圣。千利休规定了茶道的装置和陈设,否定世俗的豪华,崇尚平淡古朴,以衬托“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

茶道的流程也相当严谨,进茶室先迈左脚还是右脚、某种茶器放在草席上第几条纹路、移动茶杯时在空中划过曲线还是直线等等,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一次茶会耗时四小时,主客四人共需行礼213次,是一种繁缛而成功的仪式。仪式可是好东西,可以提升人的归属感。月饼那么难吃,中秋节我们一定要咬几口,吃月饼就是一种仪式,强调我们归属并认同中国文化。仪式也是最古老的反智行为,试图通过程序化的动作去影响人的心灵,比如千利休的茶室门故意做得很矮,只有70厘米,客人要弯腰钻进去喝茶。茶圣认为,弯腰的动作,能让人谦逊——如果一道矮门就让人变谦逊了,得是多脆弱心灵?很不幸,千利休先后受雇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位彪悍将军,最后被秀吉逼的切腹自尽。

中国也出现过精致繁琐的茶会,茶寮(音辽,小屋)文化。文人在书房旁另辟一间茶室,内置美茶美器,以供清谈独饮。明屠隆《考槃余事》:“茶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置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茶竂主要流行在明代江南六府,陈继儒、文征明、祝允明、沈周等大才子都精于此道。中国茶竂不同于日本茶道,精致而已,并没有试图表达哲学观念,那时的文人说到“茶道”时,指的是烹茶的技巧。

茶寮在中国影响很小,主流还是宋代开始出现的茶馆文化。《儒林外史》说,南京城内有六七百个酒楼,而茶楼却有一千多处,可见茶馆的流行。现在的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在宋代就出现了,《夷坚志》记载为:“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王安石也曾说过“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可见古人一直以世俗的、家常的目光看待茶。

许多中国的平常消遣传到日本后,都变成了道,喝茶成了茶道、下棋成了棋道、插花成了花道。万幸,陶瓷在日本从来没被划入道的行列,所以有田烧和乐烧两个极端,都焕发着勃勃生机。乐烧在近代以硼釉替代了有毒性的铅釉,还出现了许多新器形和釉色。大概在1930年前后,乐烧传到欧美,非常流行,产品不只限于茶碗,还出现了花瓶和餐具,还有铜釉、封蜡法、素胎、炻器乐烧等许多名目。白人最能搞新花样,并非因为聪明,陶瓷不是他们的国粹,胡搞起来没有负罪感。现在中国也有乐烧,有时又被称为柴烧,其实气窑和电窑炉都可以做乐烧。

现代乐烧作品

当代乐烧的最大改进是,多了一个铁桶。千利休时代是把热坯放到露天冷却,现在是扔到铁桶里。桶里事先塞满可燃物,想放什么都行,报纸、棉花、金属盐、桔子皮,干海藻是秘籍。炽热的坯遇到可燃物后,火苗嘭一声就蹿起来了,然后盖盖子,盖子还能制造还原气氛。焐几个小时后就成了,因为可燃物的成分不同,会随机给坯染上不同的釉色,千变万化。开桶时很热闹,许多人会挤过来围观,若有惊艳之作,便齐声喝彩。这时的乐烧不再侘寂,而是成了快乐之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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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我文章者,虽远必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