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是“安妮宝贝”向“庆山”的转型之作，里面收录了她近年来的“碎碎念”。我对安妮宝贝或庆山的作品无甚感觉，但是看了网上对她的批评之后，觉得实有必要说几句。
主流评论圈给安妮宝贝所罗织的首要罪状就是“小资”，并将其列入当下小资文学的典型代表。然而，一切事物一旦被贴上标签，就会失去其存在本身，而沦落为概念化的本质，继而被一个话语系统拉入胡搅蛮缠、削足适履的批判之中。
本文即是要梳理“小资”的概念历史，并指出安妮宝贝与“小资文学”之间的龃龉。
安妮宝贝
一.政治话语中的“小资”
所谓“小资”，最初是政治经济学中“小资产阶级”的简称，是指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既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主要靠自己的劳动为主的社会阶层，例如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对“小资”的批判可谓由来已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小资”的批判就伴随着左翼文学一同兴起，一开始就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18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断定，未来的社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战场。处于两大阵营灰色地带的小资产阶级，则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既可能跟资产阶级走，也可能跟无产阶级走。
我党早在革命之初，便关注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走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将小资产阶级分左中右三派作了专门论述，探讨了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的的可能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当左翼文学逐渐成为文坛主流，鸳鸯蝴蝶派、论语派等小资文学受排挤冷落之后，对于左翼文学内部的“小资”遗绪的清理便告开始。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而文艺界的重要理论成果就是1942年的《讲话》。
《讲话》提出了文艺创作应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即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这一方向不仅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准则，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文艺创作准则。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在革命作家笔下，城市的灯红酒绿被农村的大漠孤烟所掩盖，个人的花草情趣被群众的劳动号子所取代。当作家们被强大的意识形态从城市遐想与个人天地中拉拽出来之后，小资的遗绪也终究是枯萎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小资”的批判与打压成为了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当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时，如1956年的百花时代，一些“小资”作品就会冒出来；而在政治环境较为紧张时，不仅“小资”作品冒不出来（出版控制）甚至连之前已冒出来的“小资”作品都要被拔掉，视为祸国殃民的毒草。
改革开放之后，“小资”已经剥离了政治经济学的色彩，不再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政治身份，而是指一个追求品味与格调，并不乏自我迷恋与自我欣赏的消费群体，他们的经济基础可以是小资产阶级的，也可以是中产阶级的。都市中的白领、记者、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等都是小资群体的主力。
如今，再怎么政治敏感的批评家，也不会去担心“小资”会动摇社会的统治基础，但是对“小资”的批判仍然带有泛政治化的色彩。只是之前所依仗的主要是古典的马列理论，如今更多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一系列的现代与后现代理论。
马列著作书影
二.小资的“个人”质询
当下对“小资”的批判，其首要的一点就是其中所散发的浓厚的个人主义。这一视点没有丝毫的新奇之处，与建国前后相比，改变的仅是理论文献的引用出处，从政治权威走向了学术权威。
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批评家，都会谈到安妮宝贝、亦舒、琼瑶等人对自我的迷恋与纠葛，走不出私人情绪的城堡，从而使得作品的格局狭小，视野逼仄，看不到更深广的社会、历史与民生。无法担起文以载道，针砭时弊的大任。
在对个人主义的不满之下，通常隐含着对集体主义或是社群主义的崇拜，并且天然地预设着这样的作品等级：即表现社会历史的视野弘大的作品要比反映儿女情长的个人絮语的作品具有天然的优越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也更喜欢那些气势恢宏的能在时空上纵横的作品。但我不会将个人的喜好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
每个作家因其经历、气质、修养、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世事百态都有自己的关怀点，有自己所擅长捕捉和描写的东西。
对于安妮宝贝来说，童年的寄养经历，与父母的隔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漂泊，以及诸多可说的或不可说的原因，造就了她关注自我以及早期作品中阴郁冷艳的风格。因而，安妮宝贝的作品首先是言说自己，而不是迎合读者。一个作家也应当先理解自身，才可能去理解世界。
在《虚无》一文中，安妮宝贝谈及了她最早十年的写作心路，可算是对指责其作品“虚无”的回应。安妮宝贝将自己的写作比喻为一个僧侣在大殿里描绘壁画:
“一个手持画笔的僧侣，在无人的大殿里面面对他的空白墙壁，也是在无垠的时间里，面对他的界限。对抗这虚无，与之对峙”，“打开门走下台阶，有日光照耀的世间，但是他的世界只在于此地。他的使命把他囚禁在此地，为自己内心的任务而存在”。
不管虚无与否，安妮宝贝对自己的写作，始终是虔诚的，真挚的。
壁画
其实，改革开放之后，所谓的“个人主义”、“私小说”、“自我”在80年代初曾受到批评家们的极力鼓吹，《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作品在大合唱外开拓了一个新的声部。这是开拓新时代的需要。但随着新时代的降临与成熟，同样的“个人主义”便不再有开拓之功，而成为了迎合时代、自私自利云云。
然而，当下与“个人”相对的不少“宏大”作品，其实又是按着顶层意志的设计来写作，不能越雷池一步，且底下常常空虚。正如安妮宝贝在《作品》中所说的一类现象：
“貌似辉煌宏大的作品很多。他们面具相似，以晦涩复杂修饰内容的虚浮投机，以主题博大覆盖思想的贫瘠平庸”。
批评者们在否定了安妮宝贝的“个人”并提倡了有些虚妄的“宏大”之后，还关注的是她在文学消费群体中的作用。由于安妮宝贝成名的脚步恰好踩在了新世纪文学产业发展的鼓点上，这使得她很快成为了批评家用以分析文学消费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
批评者们将其作品中自我言说的内容粗暴地抽空，然后贴上“自恋”、“虚无”、“小资”等概念标签，再将它放在一套从西方舶来的消费主义的批判流水线上。他们的批评比他们所批评的东西更为冷漠，更令人不安。
三.小资的“拜物教”
马克思曾说，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拜物教的形成。但可能与马克思年代有所不同的是，
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只有少数权贵才能穿上质地优良做工考究的衣服，平民大众但求衣能蔽体而已，因此那些华丽的衣服就成为了上等人身份的象征。并且，越是上等人，越要在衣服上消耗更多的生产力。
这不仅是一种个体的炫富心理，也是一个权力体系的等级规范。就像古代的中国朝廷，对不同等级的官服，都有不同的质料和纹饰要求。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日，穿一件质地优良做工考究的衣服，对平民来说都已是力所能及之事。为了对商品市场进行区分，并让部分人再次获得优越的等级标志，各种商品品牌便纷纷出炉。
这些品牌依靠品质、价格、历史与广告营销等因素来确定自己在某领域的身份等级，而商品购买者又借助于这些品牌的等级来标识自己的社会等级。此时，拜物教已经成为了拜品牌教。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商品市场中，品牌通常不会孤零零地在橱窗出现，它会与一系列与之相当等级的品牌在你面前琳琅满目地闪耀，共同形成一套品牌的“符号体系”。
譬如万达购物广场，它完整地囊括了一个中产阶级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符号体系。所谓的小资或是小资情调，其本身也是依靠这样的“符号体系”获得表征性的表达的。
在对安妮宝贝作品消费性的批评中，常见的分析就是指向她的“恋物癖”，作品中充斥着各种消费符号，譬如哈根达斯、LV、帕格尼尼、村上春树等等，这些符号共同营造了其作品中的小资情调以主人公的小资身份。
安妮宝贝早期作品中的“恋物癖”（以符号出现的物）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要明确的是，首先是我们的时代处于“恋物癖”之中，然后才是安妮宝贝对这个时代“恋物癖”的记录。
抛开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恋物癖”的写作其实也是当下文学的一个写作策略。
作者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些如磁石般的符号迅速地吸引一批与之同好的读者群，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巴尔扎克式的描写，以较为经济的笔法营造一个能被读者群自我完形的小资氛围。这种写作策略，对于略显浮躁的阅读者和初涉文坛的新手来说，都是行之有效的联盟手段。
现在，让我们抛开时代，也抛开功利策略，审视一下“恋物癖”之下的作者自身。
严格来所，理想化的小资群体追求的是一种格调与趣味，他们对符号的掠取并不是为了营造一个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的形象，而是一种不同流俗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可以是布尔乔亚的，也可以是波西米亚的。
安妮宝贝在《婚姻》一文中，提到一个少女用五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件昂贵的国外品牌的羊毛衫，但她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决心买它，并不是因为“昂贵”或是“国外品牌”，而是因为它“优雅大方”。
我觉得这个少女其实就是安妮宝贝的夫子自道。在一个实质上从“恋物癖”走向“恋符号癖”的时代，安妮宝贝反倒重新捡起了物的原始价值。这或许预示了安妮宝贝后来从小资的符号体系中抽身，告别了烟酒与咖啡馆，走向了没有品牌与标签的山水草木的结局（一种传统的小资生活）。
在这本以庆山为笔名所编的《镜湖》中，我未看到一个品牌符号，一切都以其原始的本相命名，茶、古琴、毛衣、龙虾……
有趣的是，当批评者为安妮宝贝的“恋物癖”惶惑不安时，另一些读者却觉得尚未过瘾。豆瓣中有一些专门怼安妮宝贝的的小组，他们对她的作品多有嘲讽，其中就有对她小资品味的不屑一顾。她们说：
“冰淇淋也就知道哈根达斯吧。小提琴也就是知道帕格尼尼吧。衣服也就认识G-STAR吧”
“那些女子们，白衣蓝裙，光脚穿球鞋，粗粗麻花辫，还带着银镯子……只有农村有了吧”
“说她拜物，那是抬举了她。”
在这群居高临下的“高端”小资面前，安妮宝贝顿时成了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这既表明了小资群体内部的分化，也表明了安妮宝贝可能从来就不是一个以“符号”为标识的小资，她不会随着潮流去刻意地升级自己的符号体系。与那些依靠商品符号来完成身份认同的小资不同，安妮宝贝一直固守着一个自我，一个浪漫的理想化的自我。从而形成了一些读者和批评家所说的“自我重复”。
时至今日，昔日玲珑剔透的“安妮宝贝”已不复存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浑如常人的“庆山”。这其中可能有变迁，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像对她的小资批评，可能曾经有效，也可能一直无效。
图/网络
未名，浙东人士，自由写作者，致力于经典文艺作品的阅读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