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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鑫珊（1938.4.2~）教授、哲学家、作家、文学家，生于江西南昌，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国文学语言系。1961年至1978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土地、粮食、人口研究。1978年至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1983年至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先后出版《科学艺术哲学断想》、《普郎克之魂》、《地球在哭泣》等四十六本书。
只欠母亲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我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但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急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开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子，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再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去世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太少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拿着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篇不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6忧愁。按性格，我母亲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是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了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又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我母亲在大家庭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讥讽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母亲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的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妹（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母亲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伺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后记：我的岳母，疾病来得突然，一下就离开了了我们。她一生辛苦带大五个孩子，岳父从小身体不好，岳母的辛苦就比旁人更加辛苦。几个孩子，个个都有文化，个个都明媒正娶。我很是敬佩她。安葬完毕，我回家晚上翻开我的孝子笔记本，把珍藏了好多年的这篇文章分享出来，以寄托对岳母大人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