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前基于我的笔记，写过一本《反读书记》，大体属于杂感性质。此后仍在写这个系列，今拟陆续选载于此，每次三四则，仍名之曰《反读书记》，敬请垂注。
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表现了一个拯救的故事，伟大的高尚的故事；波兰斯基的《钢琴师》，表现了一个求生的故事，悲哀的卑微的故事。
对《钢琴师》当然可以作出不同解读：比如血腥的杀戮通过音乐达成了和解；或者音乐超越于政治之上；甚至，音乐可与暴力共存！
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中，音乐无疑属于最伟大、最优美者之一，可是，音乐与暴力共存，也绝非无稽之谈。不必说《钢琴师》里那个德军上尉了，希特勒不也爱好古典乐吗？药家鑫不也弹钢琴吗？《钢琴师》一方面通过那个始终栖栖皇皇寻求他人帮助的钢琴家，表现了音乐的脆弱——文化/艺术终究是历史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又通过那个保护了钢琴家的德国军官，表现了音乐的超脱——纳粹固然是恶的，但美的东西仍可与恶的东西和解。
在音乐上为我们作出最多贡献的国度，当数德国和俄国，分别留下了两个标志性的伟人：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然而，恰恰也是这两个国度，在现代史上造成了最大规模的暴力和血腥，分别留下了两个标志性的污点：奥斯威辛和古拉格。
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确实可与暴力共存：音乐固然美好，却不足以荡涤邪恶；在暴政之下，音乐既为心灵留下了自由的缝隙，但也为权力充当了风雅的点缀。
尽管如此，我绝不是说，音乐与暴力成了同谋。音乐还是音乐，音乐只是音乐，它的美好仍未因此而变色，这就够了。
美学（包括相邻的文艺理论）的风行，可谓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一大景观，众多名流皆曾涉足其间，或者说，众多涉足其间者都成了名流。李泽厚本治哲学，但因缘时会，以一部《美的历程》声名大噪；刘小枫如今俨然专攻政治哲学，但他的“第一桶金”却是《拯救与逍遥》，是美学；刘东后来主持海外汉学的引进，而他仅有的专著却是早期的《西方的丑学》，也属于美学范畴；还有高尔泰也是以美学初露头角。此外，余秋雨、易中天早年都涉猎过文艺理论。
现在想来，美学成为学术时尚，并非由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理路”所致。经过了文革的中国知识界，一片荒芜，一穷二白，不论提倡什么学问，都会应者云集的。而美学独领风骚，恐怕是由于它离政治最远，相对最“安全”，故官方也就自上而下地网开一面吧？同时，在知识分子而言，由美学也可靠拢哲学，多少能作出一点有现实意味的思辨（比如“异化”问题）。
因此，作为学科，当年的美学真可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耳！
到如今，美学名目尚存，但已“泯然众人”矣。而名流们早已舍舟登岸，各奔前程，何曾将美学当作终身事业呢？
拥有婚姻的生活当然未必如意，但婚姻至少有一种马甲的功能，多少能遮掩生活的实相，使自己的生活看上去是正常的；相反，没有婚姻，也就没有了人生的马甲，自己的不如意就容易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了。
武侠小说往往有一种套路：先出场者的武功往往描画得天花乱坠，但等到武功更高者出场，即画风忽变，先出场者顿然显得微不足道，所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此可谓一种情节上的烘云托月之法。
这就如《新约·福音书》，为了显示耶稣的伟大，就让约翰自贬：“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学术史看似高冷，看似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也有着类似的“桥段”。比如，关于陈寅恪，有个著名的传说：日本近代最有地位的汉学家白鸟库吉，无法解决某个西域史方面的问题，乃向陈氏请教，即一举解决；又有个不那么著名的传说：法国近代的“汉学教皇”伯希和，曾跟陈氏学习中国史。这两则轶事的作用，就是要以白鸟、伯希和这两位牛人来烘托陈寅恪，造成一个“教授之教授”的学术神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