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名湖
明清二代虽然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政，但在具体原因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我们首先来看明代。
外戚专指古代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他们利用皇帝年幼或者皇帝的信任把持朝政。有的时候不但干政，还改朝篡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西汉王莽和隋朝的杨坚。而历史上，专政最严重的两汉时期，出现了卫青、霍光、梁冀这著名的后族。
但自两汉之后，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逐渐走向衰弱。 但元代因为和中原风俗的不同，后族势力空前强大。因而在朱元璋推翻元朝之后，为了避免出现外戚专政的情况，他听从了底下谋士的建议，定下了“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而这套规矩，一直严格执行到明末。 明代后宫的嫔妃几乎都是出身卑微的民间女子，而明代公主所嫁的也只是普通的良家子弟。
这些人出身低，无家族成员在朝内为官，影响力自然也弱。例如，末代皇帝崇祯帝的皇后周皇后，他的父亲周奎在之前就在前门大街闹事以算命谋生。 这样的人，即使得势，也很难有能力和人脉去干涉朝政。而且明代士大夫阶层很强大，他们限制皇帝手中的权力，对于外戚干政这些事尤为警惕。
在皇帝本身和士大夫阶层的双向干涉下，明代才没出现严重的外戚干政。
而清代，和明代完全不一样。
清代皇帝订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一切臣子百姓都看成自己的奴才，皇权在雍正时期更是达到历史上的巅峰。可以说，一言决人生死，而且具有绝对的权力。底下人不能，也不敢挑衅他的权威。 这样的结果是中央集权严重，皇帝对整个朝廷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而像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皇帝，也算英明。他们虽然依赖外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同时也有能力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所以，在他们统治期间，不可能出现外戚专政。
而后来，像慈禧太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直接掌权。虽然也算是后族，但她基本上是以皇太后的身份直接掌皇帝的权，这不能算是外戚专政。 而且清朝皇帝基本上都是成年之后，才继承皇位，没有给后族太多的机会。因为皇权足够强大，才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政。
还有一个原因是女真与蒙古结盟，大部分妃子都是从蒙古或者女真本部挑选。蒙古远在塞外，对满清统治没有直接的影响。而女真本部，皇帝可以分配利益给他们，但却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
简单而言，明代没有外戚干政是因为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以及皇权弱化。而清代之所以没有外戚干政是因为皇权太强，没有给外戚专政的机会。
知了瞭望
封建社会的一条主线就是君主集权，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问题，与皇权对立的就是相权，分化甚至解除相权，做到皇权一家独大，这就是封建社会权力游戏的主线。而关于权力的支线问题，那就涉及到另外两大势力，即皇帝与行政中枢之外的“第三方”平衡体系。
这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集团，一是宦官，二是外戚，这个体系就是皇帝对付中枢的工具，但若无法有效驾驭，则会形成宦官乱政、外戚干政的重大问题。所以皇权在解决行政中枢的问题后，必然会对“第三方”势力进行节制，封建皇权的顶峰就是明清时期，所以也是宦官、外戚问题解决的终极阶段。历史上明朝算是彻底解决了外戚问题，但宦官问题没能解决，清朝则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
（汉献帝剧照）
说到君主集权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并非只是权力架构的问题，还涉及诸多方面，比如统治思想的选择，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塑造一个不可挑战的君王权威。如商鞅变法时，商鞅不顾君王颜面，将太子老师、秦孝公亲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而秦孝公作为君主，未享有“特赦”之权，这就是法家思想对君主权力的挑战。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后，皇室成员的司法刑狱权也由皇家特立机构独断，如宋朝设立的审刑院，皇族犯法必须由该机构“复核”，发展至清朝则有了内务府慎刑司，皇家案件完全绕过国家的司法机构。
（公子虔剧照）
正如统治思想主导的司法变革，权力架构的变革也是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转变的。主线上的权力架构变迁体现为相权的分化和“铲除”，这个过程大家定不陌生。从宰相独掌中枢，到三省六部分化权力；再到宋朝参知政事分化三省权力；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以级别较低的内阁主导中枢行政，皇帝的权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清朝更是在中前期逐步废除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诸如康熙之南书房，雍正之军机处的内庭秘书班子，使军国要事进一步避开六部以及内阁，政出内庭，使皇权到达难以复加的顶峰。
权力主线的发展清晰明了，也能体现一个历史规律，即皇权对抗相权的进程中，皇帝总是需要外戚或者宦官“搭把手”，因而皇权越弱，外戚和宦官受到的宠信越深，皇权越强，则外戚和宦官的利用价值越小，故而明清两朝的君主集权顶峰期，外戚与宦官逐步从权力的核心圈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总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宦官和外戚是封建社会两大毒瘤，所以乱政、专政被无限放大，甚至将朝代更迭、国家沦丧都归结到这两个权力集团身上。其实历史上发生宦官乱政、外戚专政的原因并不在此集团本身，而是王朝军政架构的崩塌，内外因素很多，他们只是王朝走向衰败的缩影。
（魏忠贤剧照）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反而历史上诸多政治平衡还都是宦官、外戚集团维持住的，比如东汉王朝，朝廷的权力中枢掌握在士大夫集团手中，他们是门阀政治时期最庞大的利益集团。整个东汉王朝，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是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宦官和外戚的存在，才保证了东汉皇帝衰微时，江山依然姓刘。
自古皇族是有继承皇位“合法性”的，所以在权力体系中，皇帝自始自终都要打压皇室宗族，比如西汉的推恩令。东汉明帝时，刘庄屡兴大狱，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所以皇帝只能寻找新的力量对抗外廷中枢。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想要对抗士大夫集团，皇帝就必须从豪门大族中寻求帮助，那么同样出自豪门大族的外戚集团就是最好的选择。
光武帝刘秀将汉武帝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改为尚书台，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以此架空“三公”。这个设定就是要削弱外朝的公卿士大夫的权力，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就需要外戚帮忙掌控台阁，所以东汉常是外戚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谓的外戚专权。外戚之所以掌握台阁，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该集团的权力上限，因为他们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另一方面是他们毕竟是皇帝的亲戚，至少比士大夫集团的“危险指数”低一些。
但当皇帝长大以后是要亲政的，皇帝收回权力的过程中势必要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而外戚集团已经形成，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时候能够帮助皇帝的就是那些最贴心近侍宦官，所以宦官参与政治都是皇帝向内庭收权的行为。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
（明朝锦衣卫）
由上文就能理解为何明朝没有外戚专政了，首先是皇权加强后，皇权与相劝的矛盾化解了，这就无需内庭过多扶持集团势力与之对抗。其次是豪族门阀主导的政治体系被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彻底推倒，加之科举取士的发展，官僚集团中寒门子弟比重逐渐增多，这也衍生出明朝特色的皇帝选妃制度，朱元璋彻底打开了由民间选择后妃的通道，而非豪门官僚之间的政治联姻。马皇后的先例为后世树立了楷模，明朝历代皇后不再出自豪门，外戚也就没了专政的资本。
“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皇明祖训》
除此之外，朱元璋将后宫不得干政写进了《皇明祖训》，与之配合的则是“长房继承制”，也就是皇位传承不以嫡庶为标准，而以年长者居之。朱元璋创立的继承制度下，长子长孙虽为嫡系，但突出的是个长字。如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朱常洛长房，而朱常洛只有一嫡女，且七岁夭折，而无嫡子，在朱常洛驾崩后，庶出的长房朱由校即位。朱由校绝后，所以驾崩后以兄终弟及的规则，由在世年龄最大的弟弟朱由检即位，这也是朱常洛另外一个庶子，也就是崇祯皇帝。所以这就摆脱了皇子“夺嫡”的政治风险，也解决了冲龄即位、子弱母壮，外戚专权的千年难题。
（崇祯帝剧照）
清朝的继承制度虽然混乱，但也有约束外戚势力形成的手段，比如皇子不予生母养育，而是寄养于宫外，加上立储变数大，皇子母族难以提前准备。而且清朝八旗制度的相互制约很是明显，虽有上三下五之分，但皇子母族仅出于其中一旗，很难形成约束皇权的存在（慈禧太后是个例外）。且很多皇后属于下五旗抬进的上三旗，本身根基不稳，家族势力难以先期形成，再加之宗人府的制约，干预政治的风险很大。
综上所述，外戚专政的消失，其根本原因就是皇权的无限加强，使外戚集团在权力的游戏中失去了利用价值。皇帝可以利用后妃制度、官员选拔制度、立储制度等，铲除外戚势力形成的基础。其实早在宋仁宗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皇帝对权利掌控的自信了，一切用来平衡内外权力的工具都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棍哥观史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明清两代总结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发现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就是外戚干政和宦官干政。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就是从民间选妃。
朱元璋很聪明，他认为外戚之所以能够干政，就是因为后宫妃子娘家势力庞大。所以，他规定，明朝的皇帝都要从民间选妃子。明朝皇妃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子。这样一来，就算是后宫妃子很受宠，他的家人因为出身寻常人家，不懂国政，就不会出现外戚干政的问题。
清朝大体也采取了这种策略。
第二是特务监督统治。
明朝有锦衣卫、东厂、西厂，清朝有粘杆处、还有密奏制度以及无孔不入的暗探间谍。时时刻刻监督着文武百官和王公贵族。他们的任何异动，都逃不出皇帝的眼睛。所以历史课本上才说，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皇权统治的巅峰。这话一点不假！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什么外戚都得服服帖帖的，哪儿还敢干政？那不是作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