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是种在心灵里最顽固的病毒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我，回顾小学（五年制）和初中（两年制）的七年时光，的确没有多少快乐可资回味，倒是心灵里刻下了许多屈辱和伤心的痕迹。

我是1963年出生的。对“文革”，我只有大人们牵着地主游街、吊着反革命打骂的印象，别的都非常模糊。对物质贫乏，我也只记得经常会吃“菜饭”，很少吃到荤菜，很难穿到新衣，但也没有觉得日子有多么糟糕。小孩子对大人的事情，总是不大明白的；对物质生活，总是不太在意的。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那些粗暴的成年人强加于我的折磨和羞辱。

四五岁的时候，我和那时的小伙伴们一样，穿的是开裆裤。记得非常恐怖的事情是被成年人逼迫，一只手捏住小雀雀，一只手摸着头，在原地转圈。这个动作竟然还有一个名词：跳鸡鸡舞。如果我不跳，大人们就会用双手夹住我的头，用力往上提举，直到我整个身体腾空，疼得哇哇直叫，于是，我只能含着眼泪跳。每当这时，大人们总会笑得前仰后合。

六七岁的时候，孩子们穿上了连裆裤。我那时最怕遇到生产队里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只要被他们逮住，我的裤子就会被扒下，被扔到草垛上或者树杈上。我要么追着扒裤子的人叫喊，要么蹲在地上边哭边骂，而他们则全都哈哈大笑，阻止我再穿上裤子。

十岁左右的那几年，我和伙伴们成了一群地地道道的野孩子——在乡野无所不为的“小杂种”（成年人骂我们的常用词）。那时在学校除了上几节课、扫扫地之外，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自由的时间特别多。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年岁相近的十几个孩子便模仿电影中的部队组成了一支“野战军”，个子最高、力气最大、号召力最强的是“军长”，我因为个子小、点子多就当了“政委”。

“军长”和“政委”各有一个贴身“警卫员”，他们像跟屁虫一样听从“军长”和“政委”的指挥。“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也各有其人，全由“军长”及“政委”任命和提拔。真正的“士兵”实际上只有两三个，他们干起事来最拼命，因为他们只能使用棍子这样的“武器”，不能跟带“长”的人一样高举木制手枪呼喊：“给我往上冲！”

我们这支“野战军”到底干了多少坏事，现在回忆起来真是“罄竹难书”。我们曾在放学后埋伏在别的生产队学生回家必经的路上，等他们进入“口袋”之后，“军长”一声命令“打”，砖块、泥土等“武器”便如暴雨突降，打得“敌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我们乘胜追击，活捉“敌方首领”，脱掉他的裤子，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他边哭边骂地裸奔，我们则聚在山头上，举起木棍、“手枪”，纵情欢呼：“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

我不想为我儿时的恶行辩护，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小伙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通过欺凌我找到快乐，他们的肆意欺凌以及由此带来的满足感增加了我内心的仇恨与反抗。尽管我没有力量当即反抗欺凌者，但心灵里仇恨的种子却在膨胀、发芽，一旦有机会，我竟然也会使用欺凌者的方式去欺负比我更弱小的人，或者利用自己的狡诈去报复那些羞辱过我的人。

十岁之前，在最需要人类之爱去濡染的儿童时期，没有人耐心地告诉我拿走树上鸟巢里的小宝宝后，鸟妈妈会何等伤心；在某个壮汉挡住我的去路非要我叫他“爷爷”时，旁观者中没有人去责备他，而是等着观赏我的无奈和屈服；更没有大人认为孩子们的游戏是需要他们设计和参与的，他们只会在孩子们玩游戏时驱赶和恐吓：“再疯，看老子不把你们这群小王八蛋扔到堰塘里去！”

我今天能责怪他们吗？他们当时不也是被人像牛马一样驱使着整天劳动吗？他们不也是时常被有点权势的人随意呵斥吗？他们有最起码的文化娱乐活动吗？

初中一年级时，我所在的学校将学生分成林特、农技、机械和文艺四类，我这个没有经过任何文艺训练的人不知什么原因被编进了文艺班。那时教文艺课的是个孔武有力的男教师，姓佘，他会放开嗓门唱歌，会拉二胡，他的寝室就在几间教室中间的过道里。

一天中午，我与伙伴们在过道推推搡搡，一个男生一使劲，将我推到了佘老师寝室的门上，轰的一声，门被撞开，我仰面倒在了寝室的地上，那群男生一哄而散，丢下惊恐万分的我。正在午睡的佘老师翻身下床，一大脚将我踢出门外，又冲出门外抓起我扔进室内，踢打的同时还在咆哮辱骂。他插上门栓，室内只有他和我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不敢说。

他揪住我的头发，对着我的脸就是一顿暴打，直到我的鼻子流出血来，他才停止。接着他就拍着桌子痛斥、辱骂，一直训斥到下午上课的铃声响起，他才放我出来。几十分钟的时间里，他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我也不敢说任何话，连眼泪都没有流出来，只能任其欺凌。

我到学校附近的水塘洗脸上的血迹，一边洗一边嚎啕大哭。眼泪哭干了，脸洗干净了，

我心里明白，教室里的每个学生都已知道我被佘老师打了，他们中间肯定有同情我的人，但他们不敢在学校、在老师面前对我有任何的安抚言行，否则会被老师训斥为好坏不分。

更多的学生对老师打学生只有如此判断：学生不做错事，老师是不会打的，打你就是活该。我当时对老师打别的同学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今天回想这件事，让我万分奇怪的是，当时学校里还有一些老师，他们在我被打骂的时候一定听到声音了，可是为什么不出面阻止暴力呢？为什么连围观一下的兴趣也没有呢？对此，他们可能会这样解释：对犯错的学生，打骂是应该的；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要干涉呢？

别说老师，那时的父母也认为老师打孩子肯定是因为孩子犯错了。我放学回家后，嘴唇和脸颊都是红肿的，大人问这是怎么了，我用早就想好的谎话应对：在田埂上跑得太快，不小心从高高的土壁上掉了下去，摔成这样的。

我要是跟父亲说了真话，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会有更大的灾难，免不了又得遭受一顿训斥和暴打。

这件事到此并没有完结。第二天，恰恰又有文艺课，佘老师见到肿着脸的我，余怒未消，横着脸点我站起来，唱他抄在黑板上的曲谱。我也许是恐惧，也许是想反抗，反正站起来后就发呆，不出声。

“你到底是会唱还是不会唱啊？”“不会唱你就读数字！”“读还是不读？”任他教鞭打得讲台啪啪响，我就是不发一声。他好像没招儿了，举着教鞭朝我走来：“滚出去！你再也不要到文艺班来了！”我赶忙跑出了教室。

那时，我心里最强烈的愿望是等我长大了一定会回来打这个家伙。我记得他左脸上有颗黑痣，嘴边长着黑不拉几的胡子。

从此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只要一看到曲谱，心里就莫名的紧张。乃至几十年来，我从不唱歌。每当有人将麦克风递到我面前要我唱一曲的时候，

幸运的是，佘老师将我赶出文艺班后，学校安排我去了林特班。在林特班里，我学会了嫁接桃树、梨树，还学会了栽培无籽西瓜，总算为我的初中生活留下了些许值得回味的东西。

初二下学期的某一天早上，我到学校后发现学生和老师聚成一堆一堆的，一看就知道是在谈论着什么重大事件。不一会儿我就搞清楚了，那个教文艺课的佘老师，因为某件事情，被学校关起来审查，昨夜逃跑出去，今晨被发现在三里之外的山沟里上吊自杀了。

我当时非常激动，竟然主动跑到学校书记的办公室门口，听他跟几个老师布置一些事情，我还十分高兴地从书记手中接过一张大白纸，上书“畏罪自杀”四个字，然后领着几个伙伴，飞一般地跑到佘老师上吊的地方。那时我的胆量实在巨大，竟然把“畏罪自杀”的大白纸覆盖在佘老师的腹部，还捡了一块石头压上去，防止被风卷走。

佘老师为何而死？该不该死？那时的我根本不会想这些问题，我只是觉得他的死是冥冥之中的报应。

暴力、欺凌、羞辱，在孩子心灵种下的一定是伤痛、怨怼和仇恨，这种仇恨就如恶性病毒一样，不仅扭曲和摧残孩子的心灵，还会传染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循环不已的伤害和悲剧。

我读完三年师范专科学校走上讲台做教师，是1982年9月了。

那时，体罚学生不仅是教育管理部门明文禁止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完全领会与接受的律条，因为我本人曾经深受其害。

我当班主任后，班上学生中迟到的、做操不认真的、自习课讲话的、多次不交作业的……源源不断地来到我的面前。他们影响了班级的集体荣誉，他们抹黑了我的工作业绩。

我从“经验丰富”的同事那儿剽窃到了一些窍门，慢慢地也开始使用起来，比如物色几个信得过的学生，“潜伏”在学生中间，发现违规违纪的人之后并不声张，悄悄地来向我打小报告，然后我将“犯人”们叫到一边细细审问，审讯之后罚劳动，罚抄课文。

不久，许多学生因为相互告状遭到辱骂和恐吓，我则发动学生一一破案，辱骂者和恐吓者被揪了出来，写出书面检讨当众宣读。

那时，防备男女生交往对老师来说就跟防火防盗一样紧张而重要。有一对在“地下”秘密活动的男女生被我发现后，我除了在班上公开批评，还让各自家长接回家里停课一段时间，最后写下永不来往的保证书后才重新上学。之后，那个女生完全失去了笑容，郁郁寡欢，独来独往，变成老师和家长“期待”的样子。

尽管我对学生已经完全抛弃了体罚，但是各种花样的羞辱仍时有发生。比如，相互检举揭发，公开宣读检讨，组员违规连坐，安排特殊座位……以损害学生的人格尊严换取所谓的班级“秩序”，其实质仍然是在学生的心灵种下自卑、仇恨的种子。这些羞辱的手段尽管不是我发明的，但我运用起来好像经过了专门训练，轻车熟路一般。

直到我的一位同事在校外被他曾羞辱过的几个学生打成重伤的事件发生后，我才真正思考学生纪律、规则教育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会时常欺凌他人？毫无疑问，是自己时常遭遇更强大力量控制、欺凌的人。

斩断病毒的传播链条，最重要的是成年人应杜绝一切欺凌、羞辱孩子的行为，教师应该避免对学生进行训斥和讽刺。尽管现在没有成年人逼迫小孩脱裤子、下跪等行为了，但拿好的羞辱差的，以集体的名义羞辱个体行为，类似的现象并不鲜见。

如果孩子们都生活在受尊重、能对话的环境之中，那么关爱、平等、理性方可茁壮生长。

本文选自源创图书“教师发展丛书”之《优秀教师的成长：关键事件》，作者曹书德

源创图书“教师发展丛书”，方心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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