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重慶嘉陵廠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1983〕7號文件，正式批准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這一決策對重慶後來發展以及推進全國改革開放大局影響深遠。
中央降大任
重慶被推上全國城市經濟改革前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由於城市生產社會化程度高，有著錯綜複雜的經濟聯繫和縱橫交錯的經濟網絡；同時，城市提供的財政收入又佔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頭，城市改革比農村要複雜得多。因此，城市改革必須先試點，再鋪開。
當時，從重慶經濟地位和實際條件來看，具有進行綜合改革試點有利條件：（1）城市體量大；（2）工業基礎好；（3）商流系統好；（4）資源豐富；（5）交通比較便利；（6）科教比較發達；（7）城市發展潛力大。
1978年，鄧小平到四川視察時曾指出，重慶的計劃可以單列。為此，四川省委曾向中央打了報告，但一直沒有得到落實。原省委領導人離開四川前夕到重慶指導工作，明確提出省裡有什麼權，重慶基本都應該有。1980年，四川省委決定在瀘州進行綜合改革試點，並派了100多人到瀘州調研，原省委領導人認為瀘州沒有代表性，指示將重點轉到重慶。
與此同時，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林凌等也把改革的目光投向了重慶。他們向國務院建議在重慶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原則同意。1982年11月，經過在重慶幾個月的調研後，他們向國務院呈報了《關於在重慶進行綜合試點的幾點建議》，國務院領導批示同意。根據批示精神，重慶市委、市政府與國家體改委、四川省委、省政府多次交換意見，擬定《關於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呈送黨中央、國務院。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1983〕7號文件，正式批准《關於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對重慶市實行計劃單列，賦予其省級經濟管理權限並闢為外貿口岸。自此，重慶作為中央選定的第一個試點大城市，被推上了全國城市經濟改革的前沿。重慶這個前沿陣地的進展如何，對全國城市改革的全局具有重要影響。
穿褲衩搞試點
改革是勢在必行，實在難行也要行
重慶搞改革試點，沒有現成的模式可搬，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存在著很多的限制因素和困難。
一是試點是在沒有全面規劃的情況下進行的。經濟體制是一個縱橫交錯，很複雜的有機體，牽一髮而動全身，要改就要有一個總體規劃和總體設計藍圖。
二是試點是在全國全省原有體制基本未動的情況下進行的。要走出一個條塊結合的新路子來，要突破現有體制的束縛，打開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三是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對重慶有多的照顧，而重慶自己又是大而窮。有人說：“重慶是穿著褲衩搞試點。”在這種情況下來搞改革，也是很不容易的。
重慶的改革是勢在必行，又實在難行，實在難行也還是要行。改，確實有很多困難，但是有光明的前景；不改，困難就更大，而且沒有出路。這是一盤錯綜複雜的棋，是一盤很不好下，很難下好，又必須把它下好的棋。
摸著石頭過河
積極探索，各項改革試點卓有成效
儘管重慶搞改革存在著很多限制因素和困難因素，但是重慶市委、市政府以堅定的決心帶領全市人民穩步推進改革，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1983年，永川專區和重慶合併後，重慶的轄區成了9區12縣，面積2.23萬平方公里，佔四川的4%；人口1380萬，佔四川的14%；農業產值佔四川的13%；工業產值佔四川的29.39%；財政收入佔四川的34.5%。這樣大比重的農業和農村人口，在全國大城市中是沒有的。為了把城市和農村這兩個優勢都發揮出來，重慶採取了市管縣，以城市來帶動農村的方式。1983年農副產品的上市量增加17%，成交額增加14.7%。
企業聯合改組提高生產效益。如重慶鐘錶工業公司同市內和友鄰專縣的14家工廠企業，以及成都、貴陽、昆明三個手錶廠聯合經營，不僅使重慶鐘錶公司在三年時間裡把山城牌手錶的年生產能力從50萬隻提高到140萬隻，而且使原來只能生產零配件的成都、貴陽、昆明三個手錶廠很快生產出“蓉城”牌、“築城”牌、“春城”牌手錶。
過去，在一個城市內有不少企業重複布點，設備和勞動力重複閒置的問題相當嚴重。全市的鑄造、鍛造、電鍍和熱處理廠點就有1500多個，大多數廠點的設備利用率只有50%左右，有的還不到1/3。實行就地就近組織專業化協作，不花投資或少花投資就可以很快收到效益。如重慶鍋爐廠的鑄造車間撤銷後，由市裡安排江北縣二輕鑄造廠定點給重慶鍋爐廠協作供應鑄件，使每噸鑄件的成本由865元降為750元，降低了13.3%。僅此一項，重慶鍋爐廠一年就可降低成本4.9萬元。
進行“利改稅”和工資獎勵制度改革。企業交納所得稅後的利潤，一部分按國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給企業，一部分則以調節稅的形式上繳國家。改革工資獎勵制度，職工工資採取浮動升級的辦法。1983年先在重慶菸廠、重慶蓄電池廠、西南合成製藥廠、市中區文化用品公司等單位進行了試點。職工普遍反映浮動升級的辦法好，克服了過去存在的“調資以前掙表現，調資過後當懶漢”，調資以後出勤率反而下降的不正常現象，促使先進更先進，後進趕先進。後又在重慶特殊鋼廠、紅旗木箱廠等單位實行浮動工資試點。即把職工20%的工資拿出來和獎金、加班工資、夜班津貼捆在一起浮動。
有的改革不花投資也可以出效益。如過去航運體制條塊分割得很厲害，把重慶港口碼頭分成為五個攤子。五個單位各守一攤，各自為政，經常發生船隻壓港，進不來，出不去，而另外的碼頭又空著沒事幹的現象。通過改革，打破條塊分割狀況，成立了重慶港口管理局進行統一管理。以前重慶港19年虧損1170萬元，1983年初還計劃虧損280萬元。結果把管理體制一變，反而贏利102萬元。長航也是虧損大戶，年初計劃虧損250萬元，結果反而贏利822萬元。又如出川的船隻，過去只能在宜昌中轉不能直航長江下游，從重慶到上海來回一個航程要39天。經過改革，直航上海，來回航程只要25天，全年多運出貨物30多萬噸，費用也減少了，確實是一改就靈。
探索軍工生產和民用生產相結合的路子。一是軍工和民用企業聯合開發新產品。重慶嘉陵廠同市內外110個企業聯合，利用既有的設備和能力，只花了不到1000萬元的投資，三年時間就形成了年產15萬到20萬輛嘉陵摩托車的生產能力。那時嘉陵摩托加上建設廠的摩托，產量佔全國的80%。二是為民用企業的技術改造服務。如望江機器廠為重慶茶廠製造紅茶葉烘乾機，提高了色香味的等級，使重慶沱茶一舉獲得國際金質大獎。三是利用軍工的技術和設備優勢開發對國民經濟發展有影響的重點產品。如空氣壓縮機廠為石油部門研製出一種在海灘開採石油的特種車輛代替進口產品。
對外開放打開新的局面。1983年重慶開始有權直接出口，當年出口2844萬元，以後逐年大幅度增長，1987年達到2.23億美元。重慶的產品銷往世界五大洲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五年綜合改革試點成效顯著，重慶經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旺盛時期。重慶的改革也多次受到中央領導的讚揚。
重慶綜合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不僅為全國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鑑的經驗，還提升了重慶市地位，為重慶直轄市的成立創造了條件。由於綜合改革試點中，重慶全面計劃單列，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等配套措施，人們形象地把重慶這次改革稱之為“經濟直轄”。
俞榮新（感謝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
閱讀更多 上游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