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有些特殊，或者說，樣貌有點模糊。表面上柔柔弱弱，沾染了杭州的煙雨氣，但文化和科技上又發生著鉅變。自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後，宋朝便重文輕武的拖著一條腿前進，文人在宋朝的社會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宋朝有國訓：不殺士大夫，因此當時的朝堂上政治開明，諫臣頻出，文人毫不擔心會因觸怒了皇上而丟了性命。
文人地位提高，文人氣質就上升成國家氣質。我在講述晚唐詩歌時就說過，唐詩是開闊的，壯麗的，宋詞則收斂了許多鋒芒，連年的戰敗讓文學也自然的把創作範圍不斷縮小，從邊疆拉回，開始對自我生命意識的審視。
另一方面，唐詩被李杜推上巔峰，物極必反的道理文學世界裡也表現出來，唐詩已經成為了文人的專門創作，在民間，漸漸減少了傳誦。所以老百姓需要他們的文學，民間創作又開始了。詞一開始流行於民間，並不為士大夫階層所接受，更白話一些，更通俗一些。
錢穆先生說，詞是女性的，是閨房的，不像詩具有社會性。這確實是詞和唐詩最明顯的差異。詞誕生於五代，但真正把詞這種形式上升到藝術高度的，是李煜。
李煜不是宋朝人，但他對詞的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王國維曾評價李煜：“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
談李煜，總也繞不開他亡國之君的身份。李煜的人生於他自己是個悲劇，於文學是一種幸運。他從父親手中接過一個搖搖欲墜的南唐江山，卻可惜自己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李煜和後來的宋徽宗有點像，藝術上成就驚人，政治上昏庸到底。這兩個人都是十足的藝術家風範，創作上飽含熱情，卻都處在王朝的盡頭。
所以李煜的詞作讀起來有一種徹頭徹尾的落寞、彷徨和陰鬱。從大唐到南唐，從南唐到北宋，這中間盡是王朝嬗變的悲與喜，是從繁華到落寞的憂傷，李煜詞中的情緒，不只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李煜詞作的巔峰是在他亡國後的創作期，我們選擇一首名篇來看看：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這首詞是婉約派詞作的開山之作，淒涼、沉鬱。“無言獨上西樓”，一開始便是自己情緒的展現，就是我前面講到的，詞更多反映自我生命的細微變化，這是和唐詩的貴族氣質不同的。“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看看這一連串詞語的堆砌，將一個階下囚的無奈、落魄與孤寂描繪出來，沒有這樣的經歷，斷然寫不出這樣的詞句。
這種冷寂和李煜前期的作品形成鮮明的對比。亡國前，李煜沉醉在奢靡的生活中，寫出的是“曉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他還是個多情的男子，為愛妻大周后寫下過“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這樣豔情的句子。可惜這些場景都已化作雲煙，“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這當中的滋味，究竟是怎樣的，除了李煜，誰也體會不到。
再來看一首流傳更廣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首詞的最後兩句應該是家喻戶曉，作於李煜降宋三年後。“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這一句已是很直白的宣洩了，有無奈，有悔恨。“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心中的哀愁，猶如眼前春水滾滾不絕。我覺得這首詞不單單是對故國的思念，更是對人生的傷懷，對生命的憐惜。這就如我一開始說的，詞代表著繁華消亡的過程，我們看到生命的豔麗過後，一片荒涼。
《虞美人》成了李煜的絕命詞，宋太宗在李煜42歲生日這天賜他牽機藥自裁。李煜死得很痛苦，全身抽搐，首足相接，以一種扭曲的死態凋謝於中國文學歷史之中。
陰暗的一段故事落幕，大宋將迎來一段盛世，詞將開始成為主流文學活躍在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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