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教育史，难以避开武汉大学，谈武大，却必须说到王星拱。这个来自安徽怀宁高河镇的师长，曾加入同盟会反清，也曾帮助陈独秀、李大钊创立中共，但为躬身于教育，却宁死不加入任何一个党派，以独立思想办教育，至今而言，无人可及。
这个服务了武汉大学17年的老校长，来自皖江的一代完人，还有多少人记得他呢？被严复赏识和寄予厚望的少年王星拱生于一个贫苦的书香之家，父亲是个落魄秀才，母亲虽早早离去，但外祖父家却有供养的私塾，于是没有母亲照顾的孩童便早早在私塾进学。
1902年少年王星拱考入新近在安徽省城安庆设立的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在他们即将毕业的第四年，近代被称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严复执掌这所新式学堂。王星拱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其中王星拱时常去严复宿舍打转，请教人生，因为年龄小，有特别机灵，很让严复喜爱。此时严复译作《天演论》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未畅销，以书抵资，新出版的书本堆满了严复的宿舍一角，时常拜访的王星拱有幸阅读了严复这部新作。
在《天演论》一书中，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视角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念，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这部著作使他大开眼界，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和长远影响，更对严复校长的渊博学识崇敬非常。王星拱本就勤奋好学，课余爱好博览群书，如今看到严复这部对中国文化发展起着巨大影响作用的《天演论》，视如珍宝，便手不释卷，认真阅读后、掩卷思忖：偌大中国如何备受外侮侵略，不平等条约多如牛毛？
岂不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天然演化的现实景象吗？古代文史典籍、中华民族兴衰史牢记在心，渐渐悟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产生忧国忧民的观念。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国家民族振兴而学习”的精神，他在作文中往往表现出人意料的新见解，学习成绩居上乘，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高才生。在当时革命思潮萌动时期，他心胸开阔、积极向上，更是一位思想前卫的活跃分子。严复校长将这种变化看在眼中，更对这位出类拔萃的优秀少年王星拱同学十分赏识、寄予厚望。
一日，王星拱问严复：我欲救国，当作几何？严复答道：“去欧洲。”留学方式与众不同的“中国佬”1908年，适逢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学生选拔招生考试，王星拱来到了当年恩师留学的英国。但他的主攻却是化学，以致于后来他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哲学家，更是一位化学家。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青年。留英期间，他并于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热情支持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活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步运动。以致于严复知道此事后，痛心疾首，为这个学生的叛逆恼羞成怒。
1912年，王星拱和他志同道合的皖籍留学生丁绪贤（安徽阜阳人）与石瑛等人发起组织成立我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一方面是为报效祖国而勤奋学习当代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反对满清政府的 革命组织，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奋斗。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救国的社团组织，也是第一个将外国留学的科学救国志士聚集的组织。
王星拱留学方式与众不同，甚至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除了上课和组织活动之外，其他的时间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充分利用学校丰富而近于齐全的图书资料，勤于笔记积累大量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在日后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和武汉大学化学系最完备的资料。五四中帮助陈独秀传播马克思的旗手王星拱在英国呆了八年，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与对科学哲学的卓越见解已多次见诸报刊，在国内闻名遐迩，刚登上祖国大地，就接到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请他担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并兼任二院（理科）主任。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王星拱在“五四”运动中，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密切往来。王星拱、程演生与高一涵等学者一致支持北京学生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们和学生一起散发陈独秀、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日后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一系列文章也让他成为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潮的身体力行者和中坚力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王星拱不遗余力。
但是他更将自己作为一个教育救国的身份，蔡元培的独立思想让他认为：教育者不该参与任何主义，而是给予受教育者独立的接受。执掌武大17年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王星拱因“过从甚密”被迫南下南京。回到安庆的王星拱，出任处于初创时期的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大学校长，小试牛刀，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安徽大学完成了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预科的建设，充分显示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因为这个原因，蔡元培希望在建立武汉大学的组委会找到了王星拱，希望一起参与到武汉大学的创建中来。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王世杰，四年任期满后，拒绝担任，并说：四年的时间，付出最多，为兴学最多功劳的就是王星拱。之后的王星拱一担任就是12年，在王星拱校长辛勤操持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武汉大学又完成了图书馆、体育馆、法学院、工学院等大楼建筑，这些建筑与老斋舍、文学院与理学院大楼等珠联璧合、浑然天成，错落有致、布局得体，整体大气、蔚为壮观！基本形成一所山清水秀、建筑恢宏、洞天林荫、赏心悦目的人文自然景观。
为国立武汉大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美丽的校园环境和良好的物质基础。自从1932年武大新校舍投入使用后，珞珈山便逐渐成为武汉大学的载体、标志与象征，甚至成了武汉大学的代名词。武大至今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一切，王星拱功不可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关头，他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在抗日战争中，以全力办好教育、培育人才——作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天职！他要求全体教职工在平时教学中都要灌注抗战精神，并特别强调在抗日战争与国难时期的人格教育。
他在乐山武大写下 “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 的誓言。当日寇攻占贵州独山后，他与友人谈及国事时慷慨激昂，表示：“如果日寇真打到四川，我们也要守住学校与之共存亡！”他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和鼓舞了广大师生，由此走出一批进步青年投笔从戎，他们陆续奔赴全国各地抗日战场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建立功勋！其中不少人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国家民族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办学过程中，王星拱积极主张学术自由，“无为而治”，反对任何政权参与到学校的工作中。蒋介石的“党化教育”在武大根本无法开展，甚至宣起轰轰烈烈的“倒王运动”也告失败，气的胡宗南称他为“茅岗里的石头”。
王星拱不但不怕，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与教务长朱光潜、训导长赵师梅一起，先后掩护武大进步学生何代钫、甘大志、刘兆丰等数十人，安全脱险。拒往台湾，死也要死在大陆因为国民政府的压制，王星拱只得带全家回到安庆，这个时候的国民政府已经是日落西山，准备退往台湾。
在上海工作300多名武大校友，聚集在“武大上海校友会”追悼先师。刚上任的陈毅市长，送来一幅“一代完人”的挽联，以示哀悼。因为陈毅的一副挽联，后人纪念王星拱均称：从皖江走出来的一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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