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方文獻中榆林明代總兵戴欽相關問題的考辯
—兼與李春元等先生商榷
王富春
【摘 要】文章從榆林紅石峽明代碑刻研究出發，通過查閱地方文獻，對榆林明代總兵戴欽的才能與籍貫、做官曆程及戴興寺、明武宗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考辯，糾正了地方文獻中的一些錯誤，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榆林的文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資料。
【關鍵詞】地方文獻 戴欽 相關問題 考辯
0 引言
榆林位於陝西省榆林市中部偏北，為榆林市政府所在地。據清李熙齡《榆林府志》載：“榆林，因其地多榆樹，故名，又以木之茂在榆谷之陽，曰榆陽。以其為延安、綏德之保障屯戍，故鎮曰延綏。”
明代榆林古城，據《榆林府志•卷二十一》載：“孝宗弘治初，總督都御史王越疏奏，國初洪武二年（1369）定陝西，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1）又“正統二年（1437）守將都督王禎始請榆林城堡”。正統七年（1442）始為榆林城，成化七年(1471)都御史王銳建置榆林衛，成化八年(1472)都御史餘子俊於舊城北增築城垣，置榆林衛指揮使司，成化九年(1473)將延綏鎮治由綏德移駐於此，延綏鎮因此也稱“榆林鎮”，榆林遂成為九邊重鎮之一。延綏鎮的駐軍，據《明會典》經制：有官兵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員名，馬、騾、駝三萬三千一百五匹。（2）
明代榆林的風俗，據明馬希龍《延綏鎮志•卷四》風俗：“榆林人尚武勇，以斬馘為生計，士敦節義”。又《大清一統志》謂榆林“地接邊荒，人皆尚武，勁悍善戰，多將才，有氣節。” （3） 尚武之風，武將之地，成為明代榆林的特色。李春元在《明朝榆林總兵》一書中說榆林：“終明一朝，這塊土地上共產生守備以上武官640多名，其中總兵、副總兵240多人。”（4）榆林處於邊關要地，“北御套寇內侵，南資餉糧協濟，士馬甲兵風起雲合。故世家武胄，代以破敵立功廕襲世職，簪纓錦綺，騰輝門楣，一時將帥武材，媲美鄉里者蓋比比也。”（5）明代長城沿線九邊重鎮的總兵官職，均為皇帝任命的正二品武官，是一地或一省最高
的軍事長官，軍銜相當於今天的上將，他們奮戰於抵禦外族侵擾的第一線，為保衛國家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做出了重大貢獻。
1、榆林總兵戴欽的才能與籍貫
李春元在《明朝榆林總兵》第二章“榆林籍總兵知多少”中，關於戴欽的記述有大量篇幅，其中籍貫有“戴欽（1493-1526），字時亮，號鹿原，常於詩文後署名玉溪子。生於明弘治六年（1493），正德五年（1510）中舉，正德九年（1514）中進士，沒於嘉靖五年（1526）。他是馬平縣人（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柳江縣）。……卒於京師，戴欽的靈柩返回老家，葬於柳州立魚峰下。《延綏鎮志》把戴欽說成是綏德人，也是錯誤的。”（6）
查閱有關史料，明朝有兩個戴欽：一是榆林總兵戴欽，其人的才能，在明代楊一清《關中奏議》中有論述較為清晰：“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戴欽，性資明爽，才識疏通，曉暢邊情，熟閒戎務。今為遊擊非無可取，若居分守其所建立，必有過人。且人才難得，用違其長，雖能者無以自見，隨才器使，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況延綏慣戰精鋭之兵，東西應援必得驍將領之。請將時源改充遊擊將軍，戴欽改任分守叅將，各換勅行事，則此二人者易地而居，各當其才，戰守之寄，兩有所託，待其勞效顯著，主副將官之基，未必不由於此等。……陜西巡撫都御史楊一清。正德二年（1511）六月初十日”（7）。他的籍貫在《榆林府志•卷二十五》“戴欽，綏德人，以都督僉事鎮守榆林，文武兼資，功能並著，所歷各邊，敵遠遁，士卒悅服。按戴欽以後遷居榆林。”（8）又《延綏鎮志•卷四》將才總兵官條：“戴欽，任延綏、荊鎮、山西。以上綏德衛人”（9）。 二是廣西柳州戴欽，字時亮，馬平縣人。明代柳州八賢之一，正德九年（1514年）進士。初任刑部主事，後晉升郎中。才思敏捷，頗得刑部尚書林俊器重，常負責起草官方文書。詩作清新俊逸，自成風格，為時所重。嘉靖三年（1524年）因反對世宗追尊其父為“皇考恭穆獻皇帝”，遭廷杖重創，兩年後去世。著有《鹿原集》、《玉溪存稿》等。
筆者認為，其一：榆林總兵戴欽，曉暢邊情，熟閒戎務，為武將。廣西柳州戴欽，詩作清新俊逸，自成風格，是文官。二人都有才能，但一文一武，各不相同。其二：榆林總兵戴欽，在馬希龍《延綏鎮志》及李熙齡《榆林府志》中記載的籍貫為陝西綏德人。廣西柳州戴欽，在《明史》中記載，籍貫為廣西柳州馬平
縣人。
明代榆林總兵戴欽與廣西柳州戴欽，二人生活年代相近,易被人們混同。明史研究專家李裕民在其編著的《明史人名索引》（10）中，將此二人誤為一人。李春元也是將此二人相混淆，而得出了錯誤結論。因此，戴欽的籍貫為綏德人是可信的，李春元否認《延綏鎮志》中記載榆林總兵戴欽的綏德籍貫也是不成立的。綏德人戴欽，於明正德十四年（1519）遷居榆林，今在榆林城內後水圪坨中巷14號，存有他的府第，為三進四合院式，正房為第三進院的北房，建築較為考究，為五脊六獸穿廊虎抱式，其後人戴天祥（原榆林市裝潢公司經理），子戴廣生（榆陽區公安局幹警）原在此居住。
2、榆林總兵戴欽的仕途歷程
李春元在《明朝榆林總兵》第二章“榆林籍總兵知多少”中關於戴欽的官職：“生於明弘治六年（1493），正德九年（1514）考中三甲第251名進士，被分配到刑部浙江司工作，正六品朝廷命官。兩年（1516）後，戴欽被任命為延綏總兵。”（11） 明朝武官的設置，據《明史•職官志》排列如下：總兵、副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
我們從以下史料可以看出榆林總兵戴欽的仕途歷程：
1、《明武宗實錄》卷之六“弘治十八年冬十月壬子朔。命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姜漢充副總兵協守延綏地方，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戴欽充延綏遊擊將軍。”
2、《明武宗實錄》卷之二十三“正德二年二月乙亥朔。己丑（農曆十五），更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時源，為延綏遊擊將軍；而以遊擊將軍戴欽為參將代源分守，以源長於戰，而欽宜於守也。” 3、《明武宗實錄》卷之六十“正德五年二月丁亥朔。庚戌，命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都指揮同知戴欽，充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關。”
4、《明武宗實錄》卷之九十一“正德七年八月壬寅朔。戊午，調山西副總兵戴欽，協守延綏參將神周充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關。”
5、《明武宗實錄》卷之一百二十六“正德十年六月丙辰朔。壬午，升陝西都指揮同知戴欽，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地方。”
6、《明武宗實錄》卷之一百五十八“正德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庚申（農曆二十）。
太監張欽傳旨，調鎮守薊州總兵官都督僉事戴欽，於延綏總兵都督僉事。”
7、明萬曆三十五年馬希龍《延綏鎮志•卷二》鎮守延綏都督府：“戴欽，都督僉事，綏德衛人。正德十三年十月內任。”（12）
8、明•謝蕡《後鑑錄》記載：“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先帝駕崩。總兵官朱振、陶杏、杭雄、張輗、紀世楹、戴欽俱另行會議。”（13）
在榆林紅石峽東崖6號石窟內，發現在明弘治十五年（1502）“榆林城碑記”的落款中有“都司戴欽”。（都司是明朝首設的官制名稱，位階為中級軍官。）
榆林總兵戴欽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七月，任陝西都指揮同知；弘治十五年（1502）任都司；弘治十八年（1505）任延綏遊擊將軍；正德二年（1507）二月為延綏東路參將；正德五年（1510）二月，任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關；正德十三1518）年春正月，任延綏總兵都督僉事。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先帝駕崩，另行會議（罷官）。
按李春元之說，戴欽生於明弘治六年（1493），正德十一年（1516）23歲時被任命為延綏總兵。而榆林紅石峽明弘治十五年（1502）“榆林城碑記”碑落款中有“都司戴欽”，按此推算年齡，其不可能在9歲時任都司。
以上的碑刻與史料相印證，是李春元把廣西柳州戴欽和榆林總兵戴欽混為一人，從而得出了錯誤結論。
3、榆林戴興寺的始建年代
戴興寺位於榆林城內東邊的駝峰山上，“駝峰擁翠”為榆林八景之一。寺建於明代，原為延綏總兵戴欽家祠，後舍為寺廟。原大門上懸有其後裔戴瑞徵所書木匾“戴興寺”三字。戴興寺始建年代史書記載不明，當代書籍又混亂不清。
地方文獻錯誤之一：王正雲主編《中國名城榆林》第二章名勝古蹟：“戴興寺廟群，戴興寺始建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14）
錯誤之二：張在明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榆林地區•榆林市：“戴興寺，始建於明正德十年（1515）.”（15）
錯誤之三：霍世春主編《榆林市志•卷二十三》文物志“戴興寺，建於明正德十一年（1516）.”（16）
而李春元在《明朝榆林總兵》中關於戴興寺的始建年代：“正德十三年（1518）
冬天明武宗巡榆時，曾住綏德幸戴欽府第。第二年戴欽即在榆林城內東山上為其父修建了一座祠堂。”（17）
筆者贊同李春元的觀點，據史料記載，戴欽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春正月的庚申（古歷二十）任延綏總兵都督僉事。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壬子，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所以戴欽在明正德十三年以前一直住在綏德，是不可能在榆林東山建戴興寺家祠的。正德十三年十一月正德皇帝在綏德納欽女後，戴欽貴為皇親國戚，顯赫一時，在第二年即明正德十四年（1519）建戴興寺，是正確的。
4、明武宗皇帝何時到榆林、綏德的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十位皇帝，明孝宗嫡長子，母親張皇后。明武宗是歷史上很有爭議的一位皇帝，以往很多人認為他荒淫暴戾、怪誕無恥，是少見的無道昏君。然而通過近些年來歷史學界的研究，人們對武宗的認識有所改變，有人認為他追求個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為人卻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極具個性色彩的一個人。他數次巡幸榆林，並納榆林總兵戴欽之女、馬昂之妹為妃，其目的不光是好色，更重要的是為了籠絡掌握重軍的邊疆大吏，進而為其效命，使北部邊防無憂。在此，有以下問題需考辯：
據《明史•卷十六》武宗紀：正德“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冬十月，戊辰，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調西宮廳及四衛營兵赴宣大。壬子，次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十二月，戊寅，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又《明武宗實錄》，武宗在正德十五年（1520），南巡途中於清江浦(今江蘇淮安市)垂釣，不慎掉入水中，雖被左右救起，但身體每況愈下。次年，病死於豹房，終年31歲，葬於昌平金嶺山東北的“康陵”。
地方文獻錯誤之一：曹穎僧《延綏攬勝》：“武宗十三年己卯，幸榆林。翌年至綏德，幸總兵戴欽第，納其女，駐天寧寺，敕賜佛藏全部，大加修理，鑄碑誌其盛。”（18）
錯誤之二：明代馬希龍《延綏鎮志•卷三》紀事：“正德十六年（1521），帝西狩榆林。從師十萬獵古梁城，觀兵走馬梁。虜百騎臨牆，稽首貢馬四、犬二，營帳皆北徙橫山。后帝居榆者三月餘，虜不敢入犯。”（19）
筆者認為其一：《明史》、《明武宗實錄》，都沒記錄武宗皇帝於正德十六年（1521）
西狩榆林之事，他只在正德十三年冬十月至十二月，在榆林駐三月之久，不可能在正德十六年（1521）患病後生命垂危時又二次到榆林，說明馬希龍在《延綏鎮志》中，對武宗皇帝到榆林的時間記載有誤。
其二：曹穎僧在《延綏攬勝》中，說武宗十三年己卯，幸榆林。翌年（十四年）至綏德，這是他在“天干地支”年代方面的推算錯誤。正確的是武宗皇帝於正德十三年（1518）十一月，壬子，到綏德。
5、明武宗何時納榆林總兵馬昂女弟（妹妹）的
馬昂，橫山縣人，祖籍陽和（今山西大同市陽高縣）人，明正德三年（1508）由大同遊擊將軍升任大同副總兵，四年（1509）九月署都指揮僉事，任延綏總兵。正德五年（1510）罷官。武宗納馬昂女弟（妹妹）後，馬昂寵冠一時，並賜第京師。
據《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之六十二：“正德五年夏四月丙戌朔。丙午（古歷四月二十一），罷延綏總兵署都指揮僉事馬昂。先是昂屢被劾命，給事中蔡祐往勘未報，會寘鐇反遂罷”。又《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十七：“正德十一年五月辛巳朔。甲申（古歷五月初三），陛下納馬昂有娠之妹，官昂為都督，取其兄弟數人隨侍遊。”
地方文獻錯誤之一：曹穎僧在《延綏攬勝》中“武宗十三年己卯，二月，至榆林納總兵馬昂女弟（妹妹）”。（20）
錯誤之二：李老師《明朝榆林總兵•第六章》正德年間的榆林總兵：“正德十二年九月，在山西大同陽和，（馬昂）把懷有身孕的妹妹馬音推薦給江彬（武宗寵宦）……”（21）
筆者認為，其一：曹穎僧在《延綏攬勝》中，說武宗十三年，二月至榆林納總兵馬昂女弟（妹妹），是錯誤的。其二：李老師說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武宗納馬昂女弟（妹妹），時間上也是錯誤的。
正確的是正德十一年（1516）五月初三在山西大同陽和，武宗納原任榆林總兵馬昂女弟（妹妹）。
以上考辯糾正了地方文獻中的一些錯誤，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榆林的文史研究提供一些資料，願與同仁一齊探索。
附：榆林紅石峽明代“榆林城碑記”
紅山寺初建新殿銅佛二尊，志像倡文定碑序常遇□□。道德魏隆九臥山猿糜交雜戶閂九年西堂修真永三笑過溪譽名顏竹文韻八面旦託。岸雲衣鶴舞山□眾市廊不□玄中記試□床龍□閒功德主：許志聰、張才、李氏、羅氏、解氏、李聰田氏、丁譚盧氏、陽交侖劉景。
榆林衛指揮李良，信官許安，男許□。信官賀錦，信官幹享、番氏、齊關王。
都司戴欽，指揮□海，信官同張榮、劉榜、強思成、陳氏。
大明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仲□月吉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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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日
王富春，陝西榆林人，1961年生。1987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文博專業。
現任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書記，考古研究員職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榆林學院政法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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