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若論以忠貞和智慧的形象最深入人心者，恐怕非諸葛孔明莫屬。立德方面，諸葛亮身上忠貞仁愛的聖賢氣象，感染了自帝王將相到市井平民、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立功方面，作為蜀漢丞相，諸葛亮為漢室開疆擴土、逐鹿中原立下的汗馬功勞自不必言；立言方面，除了流傳千古的《出師表》，他的《誡子書》也成了中國古代家書最優秀的代表作。
何樣之人，何樣之文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不管是在歷代文人的筆下，還是在民間百姓的口耳間，這位孔明先生早已成為了一個不朽的傳奇。
諸葛亮寫下《誡子書》是在公元234年，時年54歲，兒子8歲。彼時，距劉備駕崩已有12年，“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抱負似乎慢慢成空，後主劉禪依然不像是一個明主賢君，所以“朝政鉅細，皆決於亮”。那麼，諸葛亮究竟是如何在臨終之年將最寶貴的人生經驗殷殷囑託給幼子的？短短的八十六字，又寄託和詮釋了怎樣的一種人生至理？
《藝文類聚》版的《誡子書》全文如下：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示兒做君子
文化人類學認為，一切文化的核心機密是集體人格，而中華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誡子書》開門見山，以“夫君子之行”開篇，讓我們一目瞭然：諸葛亮為兒子樹立的一個根本目標，正是做一位“君子”，全篇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的。
事實上，君子的概念，在西周時期特指貴族，乃就社會地位而言。時至孔子，“君子”才成為儒家人格的典範和標尺，人們開始稱呼那些有德之士為君子。
有不少人質疑君子人格在當今社會的價值，也曾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樣的詩句流傳。然而，幽默的魯迅先生卻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為什麼我們理應崇尚君子？首先，從大處講，是否確立和推崇君子人格，直接關係到整個文化生態的健康有序，甚至民族存亡和國家興衰。在某種意義上，復興中華文化，就是要尋找和優化整個民族的集體人格。當越來越多的人認同踐行君子之道，中國人的靈魂才會找到故鄉。
另一方面，從個體生命來講，只有做個君子，才能得到精神上恆久的力量、安寧和喜悅。正所謂“君子固窮”、“君子坦蕩蕩”。在面對人生的困境乃至於絕境的時候，唯有真君子才能有所堅守和秉持，淡定坦然，如松柏屹立不倒。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如果說通往君子之境的路是由一對鐵軌鋪就的，那麼一邊的軌道是“靜”，另一邊就是“儉”。
君子靜以修身
在一個浮躁功利的社會中，安靜的人常常顯得格格不入，今人對於“靜”的內涵也缺乏深刻的理解。
老子講“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說厚重是輕率的根本，靜定是躁動的主宰。一個人若想成為君子，首先就要具備靜定的力量，保持內在自我不被擾亂。古往今來，任何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具備高度專注的能力和恆久的耐心。反過來講，不能守靜，是因為人經不住外在的各種誘惑，被慾望所牽引和綁架。修身首先在於正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大學》把這個道理說得非常明白。
有意思的是，在古漢語中，靜和淨曾經是通用的，一個人安安靜靜，不急不躁，恰恰也說明他心地的純淨，沒有很多的私心雜念，沒有過分的奢求和慾望。我們要先降伏這煩躁的心，才能致虛極，守靜篤。
我們常常以鏡喻水，說水面如鏡可以映出世間萬物，然而，這種映射唯有平靜的水面才能，波濤洶湧的水永遠都無法做到，是因為其間充滿了泡沫。對人來講，道理其實一樣——靜水流深，靜能生慧。
君子儉以養德
除了靜，諸葛亮要強調的另一個修身重點是儉。在生產力低下、物質匱乏的中國古代社會，一個君子首先是愛物惜物的，這既是對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對人的勞動的尊重。因此古人常常教育子弟“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時至今日，很多人認為儉已經過時了，更有甚者，還會鼓吹“有消費才能促進生產”“越會花錢的人才越能賺錢”等。
《左傳》上說：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當下社會，很多人熱衷炫富，在他們眼中，佔有更多、更高級的物質就是成功的標誌。古人講“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當一個人內心缺乏力量，沒有對於“道”的理解和認同，就會被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所牽引，以滿足物質慾望為最高追求，這也就是孟子所講的“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大道永恆，古今相通。近些年被查處的腐敗官員，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在物質利益上的不當貪求而落馬的，這也正驗證了《周易》所說的“君子以儉德避難”。
值得指出的是，“儉”的意義遠不止於物質層面的節省和簡樸，它更蘊含著深刻的精神價值。《說文》上講“儉，約也”。這個“約”是約束剋制的意思，這種約束不只是說物質上的，更指語言、思想、行為方方面面的“約”。
每個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選擇一種“儉”的生活方式，不僅意味著物質方面的簡約，更意味著減少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減少那些君子所不齒的誇誇其談，減少那些淺薄的社交和八卦，把自己的精氣神留在對生命有積極影響和意義的事情上。
君子之志，修齊治平
諸葛亮教誨兒子“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個志和遠又是指什麼？正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君子士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必將確立宏圖偉志於更廣闊之處。事實上，除了《誡子書》，諸葛亮還有一部《誡外甥書》，開篇即為“夫當志存高遠”，可見他對於後輩確立正確和遠大志向極為看重。
若要立志，先要辨志。很多人以為，立志就是確立職業理想，或者就是要出人頭地，要賺大錢揚美名，其實，這是把慾望和志向混為一談了。梁漱溟先生曾經專門撰文，告誡年輕人要將慾望和志氣區分開來，“必須不是從自己軀殼動念，而念頭真切，才是真志氣”。真正的志向，必定是突破了個人對一己功名利祿的滿足，一定緊緊圍繞一個人在人格境界上的提升，旨在“止於至善”。
回顧諸葛亮自身的人生志向，我們從《出師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可以說，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從來都不是世俗的名聞利養。陳壽在《三國志》中寫到了諸葛亮在年輕時常以管仲、樂毅自比。對此，“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也就是說，只有崔州平和徐庶兩個人認同諸葛亮的自比。
就好像王陽明12歲時立志“讀書做聖人”，在很多人眼中也似痴人說夢。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鴻鵠之志，常常為世人所不解。但歷史上真正被人銘記的聖賢，所秉持的一定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事名”的信念。
靜、儉、志、學的內在邏輯
事實上，靜、儉、志、學這四件事是相互關聯、相互決定的：“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有志向的人就可以靜定，遇到困難和挫折也能不忘初心、穩如磐石，如如不動。正如《大學》中講“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沒有腳踏實地的學習和積累，志向會成為空頭支票。沒有宏偉的大志，人又不容易以“儉”抵禦聲色犬馬的誘惑。
靜與儉之間亦是一對孿生兄弟，“靜”是從內在說，“儉”是從外在說。不管是靜還是儉，都是在考驗一個人面對各種不良誘惑的自省、自知和自持，這是一個人精神的固本培元，開源節流。
聖賢終馴致
作為一個對人性有深刻體察的智者，諸葛亮深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在《誡子書》的結尾，他反覆叮囑幼子萬不可“淫慢”“險躁”，如果不能堅定意志、珍惜時間，就會導致“悲守窮廬”的後果。
滾滾長江東逝水，當我們站在公元2018年之初，再去回望歷史，可以看到這樣的一段記載：諸葛亮寫下《誡子書》29年之後，魏國將軍鄧艾徵西，在與鄧艾的交戰中，38歲的諸葛瞻與自己的長子諸葛尚，雙雙戰死在綿竹。
老子有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如今，綿竹紀念諸葛瞻父子的諸葛雙忠祠，與成都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遙遙相對，不禁令人慨嘆：短短的一部《誡子書》，連接了祖孫三代忠貞仁勇的光明氣象，也感召了無數後世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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