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學日本人數高達八千,振興中華為什麼選 擇日本

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落後捱打的歷史,也是先進中國人發憤為雄、立志振興中華的歷史。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頁歷史。

清末留學日本人數高達八千,振興中華為什麼選 擇日本

留日學生

1895年中日《馬關新約》(日文本稱《媾和條約》,俗稱《馬關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重失敗。鉅額的賠款,難以忍受的割地,造成了中國國運的空前低落,同時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反響:列強以中國為可欺,認為這個“東亞病夫”正躺在“死亡之榻上”,一些人公開提出“分配這個病夫的遺產”問題,呼籲把“瓜分中華帝國”1一事提上侵略日程,並在此後幾年間,使中國面臨豆剖瓜分的極為嚴峻的局面;中國人則從甲午的失敗中震驚於自己的落後,痛恨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不如人,決心振奮精神,重塑“國魂”。

於是先有孫中山於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發起組織興中會,號召“振興中華”,接著康有為在1895年5月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要求變法維新。這種情緒反映到政府,便有大臣奏請派學生赴日留學之議。張之洞的《勸學篇》被皇帝頒發各省,留學日本便被確立為政策。往昔的弟子,昨日的敵國,於今成為中國學子問學之所,變化何其巨大。前引《勸學篇》說,二十年前,日本派人去西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其顯效如此。“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中國人要去看一看,日本人怎樣學習西方,使自己強盛起來的。

張之洞說:“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2 “事半功倍”,是當時統治者中高層人士的心態。“東亞風雲大陸沉,浮槎東渡起雄心。為求富國強兵策,強忍拋妻別子情”3,反映了那時留日青年的熱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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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

下面三個年代:1896、1902、1905,是中國青年留日初期的三個重要標誌。

1896

1896年前一年,即《馬關條約》簽訂的那年,是證明日本雄視東方的一年。於是在次年即有中國人一群13人赴日留學,是為起步。此後數年留日人數增加並不多,據實藤惠秀研究後給出的數字,1899年有207人,1901年有280人,但,1902年,一下猛增到500人。4

1902

1902年以前二年,八國聯軍武裝侵略中國,並在1901年9月7日同清政府簽訂了嚴重損害中國獨立主權的《辛丑和約》,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降到谷底。甲午戰後已證明具有雄視東方實力的日本,在庚子之役中,作為八國聯軍的一員,派大軍來華,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其軍人被安排同西方軍人一起,整隊通過紫禁城,日本國並從《辛丑和約》規定的對外賠款中獲得了巨大的一份,再次證明了日本具有雄視東方的實力。於是1902年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猛增。

1905

1905年,留日人數達到了近代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的頂峰,這年底,留日中國人約達8600之多。1906年大約也有8000之多。5這一數字,據最早發表研究中國人留學教育著作的舒新城評論說,“實為任何時期與任何留學國所未有者”6。晚近的美國學者也指出,這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7 1905年,是日本顯示其雄視東方實力的最重要的一年。

這年9月,日俄兩國在美國撮合下籤訂《朴茨茅斯和約》,宣告了日本對俄國戰爭的勝利。日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它是日俄兩國為瓜分在中國東北和遠東的勢力範圍而爆發的,兩國交戰的主戰場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國,而是在中國的東北,當時的中國政府被迫作了可恥的“局外中立者”。未曾想到,貌似龐大的俄國卻敗在日本手下。這對中國人的刺激自然是極其強烈的。中國留日學生便蜂湧而來。年初日本報告只有三四千人,到下半年就超過了八千人,有的估計高達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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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

本文原題為《中國留日學生與祖國的歷史命運》,曾在東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辦的“紀念中國赴日留學100週年”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宣讀,原載《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譯文載Social Sciences in China(Beijing)Vo1?18,NO,3,Autumn 1997;東京《東瀛求索》,第8號,1996年8月。

註釋:

1V.Chirol,The Far East Question,Londen,1896,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冊,第406頁。

2張之洞《勸學篇·外篇》,第5—6頁。

3吳玉章(永珊):《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頁。

4見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第451頁,表一,留日學生數。另據《日本留學中國學生題名錄》,1899年為143人,1900年為159人,1901年為266人,1902年為727人。見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第1—53頁。按李喜所統計,1898年為61人,1901年為274人,1902年為608人。見《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5頁。各書統計數字不盡一致,但所顯示的留學生人數增加趨勢是完全相同的。

5實藤惠秀前引書,第39頁。

6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1926年,第46頁。

7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譯本,(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404頁。

8實藤惠秀前引書,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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