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集村距武汉市区大约40公里，是典型的农业型地区，村庄没有像样的二、三产业，村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经商。以张集村为典型，我们来讨论武汉市远郊农村农民的收入与分层。
张集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行政村，有2074人，1700亩耕地（其中旱地200亩），林地3500亩，人均只有8分地，算是人多地少的农村。张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外出务工经商，只有大约10%的农户仍然种自家责任田，其余耕地要么流转给他人耕种，要么抛荒了。张集村耕地抛荒的原因很复杂，本文不讨论抛荒的问题。全村1500亩水田，有大约500亩流转给外来工商资本，租金很低，每亩年租金只有400元左右。另外有两个本村种田大户，一户流入200亩耕地，一户为100亩，此外还有大约10户“捡田种”的农户，种田面积在20亩左右。与全国一般农业地区差异巨大的是，张集村缺少外出务工机会的60岁左右老年人大多既不外出务工（别人不要了），也不种田，而只是在当地打打零工，因此，农村缺少一般农业地区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其中原因既与作为武汉市郊务工机会较多有关，又与人均耕地太少且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田很难种有关。
从收入结构上看，张集村共500户，有大大小小各类老板10余个，最大的两个老板在武汉市搞建筑和印刷，年收入数百万元，是村中绝对高收入户。家庭年收入超过50万元的约有10户，主要是在武汉市承包工程和搞餐饮。这些超过50万元年家庭收入的农户占比不大，地位很高。他们的生活重心已到城区，与张集关系不大。
在老板群体以下，张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务工。相对来讲，务工收入差距不是太大，一般进工厂，一个劳力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收入，若到建筑工地，辛苦一点，一年收入可以超过五万元。一般年轻人都进工厂，因为建筑工地太辛苦了，30~50岁的青壮年大多进建筑工地，其中一种很重要的进建筑土地的形式是夫妻两个甚至三、五个村民共同承包工程，做包工而不是做点工，工作比较辛苦，劳动时间也比较长，一对夫妻一年下来可以挣10万元。
这样一来，若一个农民家庭有四个劳动力，即父母仍然能务工，儿子媳妇也务工，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5万元以上。若有孙子，由孙子的妈妈或奶奶照看，另外三个劳动力务工，一年收入也在10万元以上。即使一个家庭只有两个劳动力进城务工，年收入也可能接近10万元，六、七万元收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张集村村支书估计，全村大约有一半以上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
因为种种原因，有一些农户家庭可能只有一个劳动力进城务工，家庭年收入也就可能低于五万元。这种情况存在，但并不普遍。一个劳动力的典型情况是父母年龄比较大，子女又要成家，甚至子女还在读书，中年夫妻中，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在家照顾老年父母或读书子女，这样的家庭若父母身体不好、经常治病，或子女读高中、大学的学费较高，他们就成为村庄中的贫困户了。这样的农户比重不大。
有些家庭因为特殊原因缺少硬劳力，主要靠打零工或种自家责任田获得收入，这样的家庭很少，集中在一些残疾家庭。这样的家庭几乎都是村庄中的低保户。
从以上列举来看，决定张集村农民家庭收入状况的，除极少数老板群体以外，农户家庭收入只与其当期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关，而与其他因素关系很少。当期家庭劳动力数量又与农民的家庭周期有关。农民家庭日子最好过的时期，是父母仍然身体健康年富力强可以在外务工，而子女也已成人可以参加劳动的家庭周期，家庭既无赡养老年人的负担，又无抚育儿童的负担，劳动力多，收入高，支出比较少。这样的家庭最能积蓄了。
如果上有需要赡养的老年人，下有需要抚育的儿童，家庭负担就会加大，可以外出务工挣钱的劳动力就要减少，以留守照顾老幼。
更困难的是父母已经年老，子女又未成年，中年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时，打工收入减少了，而家庭负担最重，这个时候进入家庭最困难的周期。直到子女成年，家庭才走出困境。
家中有残疾，没有劳动力的农户，其状况无论如何是好不了的，因此，这些家庭都被纳入到了低保户中。不过，这样的家庭占比很小，户数很少。
也就是说，当前的市场经济为所有农户提供了在市场上获得收入的机会，农民家庭主要依据家庭周期来从市场上获得收入。除极少数残疾等原因造成的缺少基本劳动力的绝对贫困家庭以外，其余家庭不需要政府帮他们脱贫，而是要给他们时间来摆脱最不利的家庭周期所造成的贫困：尤其是有些家庭几个子女读高中大学而父母一方身体不好的贫困，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给予助学贷款。可以预见用不了多久，子女参加工作后，这样的家庭就不仅可以脱贫，而且会变得相当富裕。
二
张集村90%的农户不再种田，他们的承包地要么流转出去，要么抛荒，即使流转出去，土地的租金也很低，而人均只有0.8亩土地意谓着张集农民基本上不依靠土地租金收入。
从全国农业地区一般情况来看，农户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缺少外出务工机会但仍然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父母耕种自家责任田，既有农业收入，又可以消磨时间，同时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消费比较少，就使得农民家庭因为可以同时有务工和务农的收入，而相对经济宽裕。
张集村60岁左右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也缺少进城务工的机会，他们也住在农村，但他们很少种田，因为田无法种。这样一来，这部分已从务工中退出来的农村老年人不务工，不种田，甚至不串门，而成为了纯消费者，这种情况在全国的确是相当特殊的。因为尚年轻（年轻的老年人），又缺少健全的社会保障，没有地种，无事可干，指望子女来赡养，甚至所有时间都用来“散步”，对于这些年轻的老年人其实是相当不好的。
因为绝大多数农户都不种田，村中大部分土地都流转给少数几个大户，村庄缺少获利机会，所以，在张集村还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缺少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中农”。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是指主要收入来自村庄且其来自村庄的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年富力强农户，这些农户或通过流入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或当经纪人，或提供农机服务，或开作坊，或跑运输来获得收入。主要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都在村庄的年富力强的农户，经济收入不低，家庭生活完整，从而成为村庄中办得成事、说得起话的中坚力量。张集村因为村民主要收入几乎全都来自进城务工经商，农户的“半耕”很少，村庄中就几乎无法发育出一个为小农提供服务基础上的“中农”群体。中农的缺失是武汉市远郊的张集村与全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很大的差异。
在全国中西部地区，一般都会有一个人数不多但位置重要的中农，正是中农成为了农村治理的骨干。因为中农收入来自村庄，他们的收入还不低，他们就成为村庄中不脱产的村组干部的最好来源，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来自村庄的收入，他们当村组干部，拿误工补贴，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而一般农户当村干部，若没有种自家承包地以外的收入来源，误工补贴太少，村干部的收入就远低于一般农户，因为一般农户的家庭收入是由务工收入+务农收入组成的。当了村干部，无法外出务工，其收入组成就是村干部误工补贴+务农收入。务农收入都是一样的，而进城务工收入一般都要远高于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无法外出打工又缺少农村收入机会的村干部就成为了村庄的贫困户，就说不起话办不成事。
张集村的情况正是如此，因为缺少中农，张集村的村干部缺少农业收入，又无法进城务工经商。他们的收入仅靠每个月大约一千元的误工补贴，一年误工补贴只有一万元，又因为当了村干部而无法进城务工，其收入与进城务工一年收入四、五万元就落差极大，村干部反而成为了村庄贫弱群体，成了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人。
张集村的低保户比较多，有60多户，100人。要注意的是，张集村不是按户而是按人评出低保。而按政策，低保是按家庭收入。若严格按国家的低保标准，张集村够低保标准的不会超过10户，人数不会超过20人，但因为缺少对收入的准确统计，以及对周期性困难家庭的照顾，很多达不到低保标准家庭的某些人却获得了低保。
三
小结一下，从张集村来看，武汉市远郊农村的社会结构非常显著的特征是缺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缺少中农。因为缺少中农，村干部变成了村庄弱势群体，而村庄相当部分收入远超过低保的农户却获得了低保资格。
2016年1月7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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