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魯，自幼愛好美術，1934年夏入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1937年秋任小學教師，組織學生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翌年初借讀於華西協和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1939年1月入陝西三原安吳堡青訓班，6月到第二戰區民族革命大學前鋒劇團任戲劇宣傳股長。翌年初赴延安入陝北公學，9月調西北文藝工作團，任美術組長。1944年調陝甘寧邊區文協美術工作委員會任創作員。1948年延安收復後到群眾日報社主編《群眾畫報》，後調延安大學文藝系美術班任班主任。石魯在延安時期的創作以版畫為主，兼搞年畫、連環畫、新洋片等。
石魯短暫的藝術人生，是以全部的熱情和生命為代價，實現了對革命理想的執著追求和對藝術創新的艱苦探索。從一個封建舊家庭的叛逆者、一個以美術為武器的革命戰士、一個新的繪畫風格的開拓者，昇華為一個與現實命運展開殊死抗爭的藝術殉道者，水天中說：“石魯在思想和藝術上的突破和超越是與他對生命和人格的了悟同時完成的。”
在石魯後期的繪畫、書法、詩詞中，強烈的整體呈現出他的人格“風骨”，石魯“正是用他自己的人格在作畫。如果石魯沒有熾烈的激情，就不可能追求熱烈奔放的新生活。正是這種蓬勃激昂之心，讓他最終選擇了革命和延安，選擇了在火熱的生活中尋找藝術的靈感，而不是一生端坐書齋畫室裡平平靜靜地琢磨純筆墨。如果石魯沒有詩人般的敏銳和靈性，就無法在繽紛繁雜的大千世界捕捉詩意，無從產生多姿多彩的繪畫、書法、詩歌和文學作品。如果石魯沒有崇高的藝術理想和堅定的真善美必勝的信念，就不會有昂揚的鬥志、不屈的反抗精神和捍衛真理的勇氣。如果石魯沒有堅定、頑強、永不滿足、不斷自我革命的精神，就不會產生一次又一次藝術創作的高峰。” 他晚期的藝術風貌不僅僅是藝術形式和內容上的變化，從為客觀生活傳情到為主觀‘我”抒憤的轉變，體現出一個藝術家嚴肅的思索和敢於捍衛真知真理的信念的偉大的人格“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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