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5月13日上午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哀牢山论坛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抓紧时间结合我们论坛讨论的主题“云上机遇，新技术和新商业革命”，谈两个层次的看法。
第一层意思，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这个视角上，还必须使之与改革这个“最大红利”结合起来。
关于新技术革命时代，我们都有深切的感受，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新时代抓住新技术革命发展机遇的视角之上，显然我们需要继续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闪光点、一个重要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看到历史资料，当年邓小平在文革中间复出以后毛主席让他抓整顿，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他向毛主席提到了这么一个看法，说在马克思那里，认为科技就是生产力，毛主席沉吟一阵以后回应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后来没有看到这两位领袖人物有对这个问题的继续讨论，但显然已体现了他们两个人思路上的重大差异。毛主席当年还是认定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他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生怕搞成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是务实地感受到要紧紧抓住科技发挥其特殊的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后来终于历史给了机会，他“三落”之后再复出，我们整个国家可以拨乱反正的时候，邓小平首先抓科技，抓教育，当时称为带来“科学的春天”，而且也是他在一线，力主1977年就恢复高考，这个高考的恢复给十年积下来的这些人的命运带来了重大转机，也给国家的命运带来了重大转机。在这个背景之下，后来邓小平又在重要的场合，再次重提科技是生产力，而且他又明确地表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我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攻读马列的原著，虽然并没能够把全集通读下来，但是当时已经读到的部分里，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有篇幅其实很短、但是内容很精辟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其中恩格斯专门说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什么叫革命性的力量呢？无非就是现在我们企业家所说的颠覆性创新的力量，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一生产力的力量，一旦科技突破，能够很好地应用于现实生活，那么整个局面为之改变。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就是邓小平那个科技是生产力思想的源头。在学者的分析上，后来又有很多的说法我也认同，就是科技对于原来所说的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不是做加法，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三要素旁边，并不是加上一个第四要素，科技是乘数，是放大，对生产力我们传统上认识的三要素产生放大效应——所以，它是第一。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可以看看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头号强国，它的硅谷奇迹是不是它引领整个发展潮流的非常关键的实力之所在？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过程中，终于看到改革开放走到了40年，深圳那边已经看到了高新科技集群的崛起，它对于我们全局发展的支撑力，又是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实践证明科技的创新发展，确实就是学者们讨论、现在领导人也在运用其概念的“全要素生产率”里的关键要素，是我们现在走向新时代要追求的高质量升级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同时我也想强调，因为中国现在是要把现代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体制、制度安排的转轨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间，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科技创新的成功需要制度创新的匹配和保障，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的事情反复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于中国掌握好新技术革命的机遇，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在转轨中间的反复探讨中，已经有吴敬琏老师多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判断，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言犹在耳。看一下这几年中央这么强调创新发展，但实际上在创新的领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产学研结合一线上的创新团队，遇到了很多的不愉快。克强总理反复批评的繁文缛节，在清华、北大座谈会上不得不说出来的那些不像样的规矩，都是什么呢？是中国特定制度环境方面的制度创新跟不上，而把官本位、行政化的这些规则，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和科技创新领域，实际上极大地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约束了我们科技创新潜力的发挥。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后来推出的一系列的文件，要求尊重科研规律，激励知识分子创新中怎样得到应有的物质方面的补偿和支持条件，知识价值的创新开发应用里不断配上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等等。这些再次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有古老文明的国家，过去就已经被研究者提炼出的“李约瑟之问”，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又不得不由大家一起讨论的“钱学森之问”，都迫切需要破解。我们的科技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按照我们的意愿焕发它的创新活力，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人才到底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特别是那种高水平的领军人才，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按我们的意愿培养出来，这是必须把科技第一生产力和改革这个最大红利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好的问题。
第二层面，我想谈的是在发挥新技术的作用的同时，要把新技术革命和新商业革命结合起来。对这种必须的结合，我也想简要地勾画一下自己的认识框架。显然于新技术革命的前沿，我们接触到一系列的概念：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人工智能，还有区块链，等等。在技术方面其实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努力地在消化现在已经得到的信息资料。在大的发展脉络上，显然这些概念后面带来的是发展的新机遇，同时又有一系列的挑战。中国是自工业革命落伍以后一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被动挨打，终于在上个世纪三件大事陆续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站起来”的时代开始，改革开放终于使我们又有“富起来”的过程，关于中国梦的伟大民族复兴之路有可能越走越宽。1949年以后我们有成就，也有很多说来痛心的挫折。改革开放以后，当然也不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但是我们毕竟感觉走现代化之路是越来越增强了信心，一路追赶中，现在面对的就是世界上新技术革命的大潮。我们再也不可以和它擦肩而过，必须在这个大潮中间争取我们在强起来的时代如愿以偿。首先是占领若干制高点，最后争取走到和领头者、先行者第一阵营并驾齐驱的位置上，这要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具体的这个过程里，显然前面有4个关口：首先2020年全面小康，这是没有太多悬念的；后面跟着的，是一定要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历史性考验的问题；再往后中央说的两步战略目标——新的“两步走”，一个是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是2049-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过程中间显然要以全要素生产率支持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就必须把这个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结合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推进的新商业革命这个概念上。要把结合着新技术革命的新商业革命，落到实际生活中间，使走向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形成可持续发展、继续超常规发展的态势，这样才可能在原来落后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追上去，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最后达到我们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商业革命方面，我作为研究者观察，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定之规：大家都意识到要把新技术运用于商业模式，运用于我们市场方面的开拓——在运行中间显然跟科技创新一样，需要有广泛的自下而上的试错，以及制度环境给出的包容性，要有这种创新发展中间它总体而言不断试错的可持续性。比如美国的硅谷，一大群分散的科研精英、年轻人、初生之犊，在那儿天天做各种奇思异想，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胡思乱想。这些人并没有多少资金的实力，后面是在市场体系中形成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资，在这些科技精英的创新活动中寻找支持对象，支持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但是极低的成功率却可以带来整个局面的焕然一新，引领全世界发展潮流。这个包容性的环境，中国还要继续打造，但毕竟这些年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新的弹性空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空间，我们才可以看到像BAT，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现在崛起了，走到世界可比企业的前列了。我注意到华为创新过程中，其实它跟人们所讨论的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和我们现在说的云上机遇,是有非常明显的结合点的。几年以前我就听说,华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布局，它一直走到非洲去开拓市场，在非洲被称为世界上最欠发达地区的撒哈拉以南那个地区，华为以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励它的员工在一线去开拓，开拓结果是什么呢？艰苦奋斗，用户至上，在撒哈拉以南区域跨越了门店银行阶段，直接发展出了手机银行系统，这是华为利用它的装备制造能力、网络运营商供应能力，加上其他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各种要素，打开的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虽然是世界最欠发达地区，但是它有经济，有金融服务的需要，便推出了这样一个我们过去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跨越式发展的创新成果。
再看一下现在的三巨头BAT还有京东，他们中间实际上已形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的百货供应商、云上平台，他们自己并不生产这些百货，但是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其他的很多的创新，都是利用了云上的机遇。比如，人们现在不要只看全球的所谓十大酒店集团的排名，什么希尔顿之类的排下来，其实现在最大的酒店供应商它是个云上平台，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得到了这种商业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和美好生活相关联的正面效应。
中国的发展中间，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觉得云上机遇没有必要一下子讲得那么高大上。比如对云南，我在研究过程中间有过一些了解，虽然了解不够，但我也知道云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考虑自己怎么样发掘比较优势的时候，就有世界眼光，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云南的决策集团支持了企业家的创新，不惜重金引入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烟草加工设备（很容易被人批评为贪大求洋、头脑发昏等等），当时云南方面有我们财政部门的老领导在此地当副省级的领导，我们听到的故事就是在这方面积极地支持了面对世界的这种创新，使我们云南的原材料——烟叶不必再输出到什么外部的加工基地，用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烟草加工设备，推出了用户体验第一流的产品，以后又经过像褚时健褚老这样杰出的企业家全套供给方案的设计，从原料生产基地建设，严格质量把关，到整个一条龙的供应链，到烟叶收进来以后一定要压在那里一年以上过时效期，到产品已经有市场声誉以后，很有胸怀地让利于整个供应链上各个中间环节，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大家共同发展，等等，可圈可点。这里面已经包含的那个共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跟大家所说的大数据时代的这个广泛信息的掌握和技术创新连接市场的战略思维，定制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方案。是与这种听起来似乎高大上、但一定要接地气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按我现在的理解，像褚老的哀牢山的故事，他现在的供给侧产出，把褚橙形成了用户体验高评价这个时候，他怎么对接市场？他显然也要紧跟着互联网+。我们现在很多实际的创新，在现实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案例，这个商业革命里，就是从这样一些切入点开始，可能迅速打开局面。
又比如大家都关心的小额贷款，理论界、实际部门讨论了多少年，前一段时间我到北京阿里公司它那个大楼里，看到一块很大的屏幕在滚动地播出在云计算、大数据基础上阿里公司怎么样在所谓零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整个软件设计好以后），网上自动接受小贷申请，而通过自动数据分析以后的风控，不断地给出一笔一笔的小贷。我看了大概不到一分钟，多笔之中有3笔高达20万元，有一笔只有3000元。这使过去草根层面做梦都想不到的融资支持的阳光，可以照耀到他们。这样的创新是把云上的机遇抓住以后，商业革命实实在在的案例，在中国实际生活中间，有它创新方面的突破性意义，启示我们商业性金融在科技创新的支持下，实际的覆盖面可以扩展。当然，它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云里必须有这些支持对象的电子痕迹信息，如果一个穷乡僻壤，信用卡不要说了，就连一些平常的银行卡都没用过，没有电子痕迹可寻的这些人，仍然不能够纳入阿里这个小贷支持系统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更广阔地组织政策性融资的一些要素，去有针对性地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这种定制化解决方案。
总之一句话，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创新正未有穷期。区块链我确实在技术上始终觉得它若明若暗，但是大概的特点现在说叫“点对点”，去中心化，它的信息一旦生成不可更改，那么就产生了信任，而信任就能产生信用，就可能支持以后的交易和配上我们的融资支持。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试图用区块链技术在农村区域做什么呢？支持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他现在动员志愿者和一些专业人士去帮助农户做地头信息日记的方式和区块链结合，然后再基于这一新模式取得支持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的合乎意愿的成果。是不是有可能成功？我觉得至少应该允许试错和鼓励创新探索。
最后，在说到“创新未有穷期”之后，当然我们要坚信在云上机遇的把握发展这个视角上，“唯改革创新者胜”！让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
贾 康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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