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劉兆英相識已經20多個春秋，雖然不是時常見面，但他書法創作的每一個鏗鏘腳步都為我所關注。無論讀其書，還是讀其人，往往都能生出諸多感悟，頗為受益。
兆英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學書，初學唐楷，進而習魏碑，以龍門二十品中的始平公、楊大眼以及鄭文公、張猛龍為主，兼習石鼓文、張遷、衡方、禮器、石門等，後又臨習於右任、謝無量、康有為的書法。這是他一直堅守於“無我”狀態的十年，心中只有先賢，沒有自己，每天要做的基本功課就是廣泛涉獵，潛心臨摹，可謂中規中矩，一絲不苟。
書法是一門崇尚個性、崇尚創造的藝術，張揚個性是每一個書家的不捨追求。蘇軾《石蒼舒醉墨堂》詩曰：“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意在提倡擺脫束縛，自由創造。枯燥的十年臨摹，使他功力日進，同時也孕育了“破門而出”的衝動。1983年，他在淘書時，一本王鐸《擬山園法帖》使他大喜過望，那雄健的筆力，飛動的神韻，特別是那曲折蜿蜒、參差錯落且富有節奏與韻味的草書，讓他一見如故，一直潛藏在骨子裡的“豪氣”終於噴薄而出，把他推向了由“無我”走向“自我”的新階段——學書與性情的融合，開始了行草書的學習。這個時期，對二王的法帖、米芾、蘇東坡、黃庭堅、懷素自敘帖等用工甚勤，逐步形成了豪放恣肆、節奏激越、氣貫虹霓的藝術風格。
劉兆英有一個特點，就是善於設疑問理，窮根究底。不論是潛心臨摹的“無我”階段，還是張揚個性的“自我”修煉，他從來沒有停止對書法理論的研習與探究。從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到唐孫過庭的《書譜》，字斟句酌，得意忘形，從根本上了解了漢字起源、演變與書法藝術的源流關係，逐步深化了對書法藝術的理解與把握，並以此引領著他的書法感悟與創作。他說，以自己樸素的審美眼光，在廣泛汲取自然萬物形態美的基礎上，把它們提煉為文字符號，這是先人們的偉大創造；而通過人與自然的溝通，使自然美與精神美相互融合，以展現漢字與生俱來的、與圖畫近似的美的特質，則是中華文化對書法藝術的時代要求。
象形性是漢字的獨有特點，正如許慎所說，“書者，如也”。對於“如”，清人段玉裁解釋道：“如其事物之狀。”許慎這一論斷不但揭示了漢字的原生態蘊涵著豐富的自然美，而且一語道破了漢字與自然與書法藝術之間承上啟下的關係。正因為大自然千姿百態，變幻無窮，書法藝術才能有源頭活水。劉兆英將道法自然看作由“自我”上升到“忘我”境界所必須遵循的“大道”，正是基於這種理解。為此，深入生活，到大自然中汲取營養，尋找靈感成了他的生活常態。在他眼裡，山川形勝，滄海橫流，日月星辰，雲霧虹霓，無不體現著自然之美，最早的古文字就是這些自然美的寫意畫。而書法藝術對它內中自然美的表現，就不能像古文字那樣止步於或重或輕的具象美，而應在充分體味、尊重自然美的前提下，用書法表現大自然的抽象美，這既是書法美的高層次、高境界，也是書法藝術與先人們創造的古文字、賦予更多文化氣息的抽象美與重在功用的具象美的重要分野。
書法藝術本源於大自然，其“道”也充滿矛盾與辯證法。劉兆英認為，書法藝術本身也是書法家對於這個特殊領域各種矛盾與辯證法的理解與把握。他在書法創作中的筆墨變化、章法佈局、收與放、疾與徐、疏與密、燥與潤等等關係的處理，無不體現他對矛盾對立統一規律的理解。
告別“無我”，走出“自我”，最終進入“忘我”，劉兆英的書法得以脫胎換骨。他的作品蒼莽、險峻，筆墨富於變化，既有林泉野趣又有殿宇莊嚴，力求物我相諧，以達天人合一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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