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庭洋
宋教仁作為當年國民黨黨首，在上海被刺殺，可以說這件事情是改變了歷史的進程的，因此這件事情一直被視為是民國時期最大的刺殺案。而當時的宋教仁才僅僅33歲，正值建功立業的年齡，宋教仁當時提出的南北和談，以及他提出的民主思想，都深刻的影響了當時的思想解放。尤其是宋教仁提出了“憲法治國”的理論，宋教仁在美國三權分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提出來要用憲法維護國本，以憲法約束國民黨，這在現在看來都是十分可取的，宋教仁也參與了第一部憲法的修訂。
1917年正值袁世凱約宋教仁赴北京商談，因為當時的宋教仁作為民主的代表人士。但是在上海火車站，宋教仁被刺殺。據記載宋教仁死後雙目不瞑，眼睛中還有淚花。這句話基本可以讓我們明白，誰最有可能刺殺宋教仁，這個人應該就是孫中山。而且為了當時的革命，宋教仁確實不應該去見袁世凱。因為袁世凱稱帝的野心已經暴露，袁世凱召見宋教仁，無非就是要利用宋教仁的影響力，達到削弱孫中山權力的目的。
袁世凱稱帝復辟之時，袁世凱的說辭就是君主立憲制，也就是袁世凱承認憲法和民主政體。但這只是袁世凱的一套說辭而已，實際權利也全是落在他一人之手，根本上不同於君主立憲制。而當時如果有革命派被欺騙承認了，那麼袁世凱就真的復辟成功了。所以說萬一涉世不深的宋教仁被袁世凱以民主欺騙，也就是許以民主為誘餌，使得宋教仁答應其稱帝。這種可能性是十分大的，而依靠著宋教仁的影響力，那麼民國就名存實亡了。所以當年革命黨刺殺宋教仁也是無奈之舉，畢竟他只懂得民主，但是卻不懂得時局。
小司馬遷論史
死者已矣，兇手撲朔迷離，但是瞭解歷史人物的關鍵所在即看他在歷史洪流中所起的作用。歷史人物的生與死有時候僅是一種表象。深挖下去，宋教仁的生，在中國近代歷史潮流的最前沿之漩渦中；他的死，卻將中國歷史潮流的走向引向另一種可能。雖然，大家都知道歷史是不可能假設的，但人們忍不住回望百年來活生生的社會發展，不斷惋惜，不斷詢問，宋教仁不被刺，國運就真的會改變嗎？宋教仁活著，也許事情就會轉機了云云。宋教仁被刺殺的真實原因，不因僅僅是總統、總理之世俗權位之爭，更多的是他在中國走向共和政體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跟相反勢力不可調和的矛盾。
宋教仁近影
今以三事奉告：
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
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
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他授意黃興代擬電報給袁世凱，講述自己的中彈經過和革命生涯，最後希望袁世凱能夠竭力保障民權，自己則雖死猶生。延至3月22日凌晨4時48分不治身亡，年僅31歲。身故後，範鴻仙拍下宋教仁遺體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於上海市閘北公園。
很快，直接兇手武士英被抓捕歸案。然而，在開庭審理前一天，武士英竟在嚴密的監護下中毒身亡。武士英已死，供出的幕後主使人應桂馨萬般抵賴，與應桂馨電函往來的洪述祖逃入青島租界，一時間又找不到趙秉鈞授意暗殺的充分證據，刺宋一案就這樣沉入歷史的迷霧之中。
宋教仁生於1882，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被譽為中國的“憲政之父”。宋教仁為民主共和國捐軀，舉國慟悼，孫中山先生為宋教仁撰寫輓聯：“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一生堅守的民主憲政，是反對專制統治的有力武器。
自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始，即任司法部檢事長。宋教仁的聲望便不斷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當時實是國父的左右手，黨中有名的健將”。
宋教仁參加組織華興會時留影
武昌首義爆發時，1911年10月28日他和黃興抵達武漢，宋教仁便轉向以建設新國家為宗旨的立法活動，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宋教仁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他致力於建設民主共和政權，大力宣傳革命宗旨。從《鄂州約法》的草創，到此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定，以及民國初期國會的運作，宋教仁都是中心人物，貫穿其中的，便是一個大寫的“立”字——創立、樹立與建立。
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國建設迫在眉睫，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主張採取美國式的總統負責制，而宋教仁則主張法國式的內閣負責制。宋教仁此前也贊成總統制，現在之所以反對總統制、極力主張推行法國式內閣負責制，主要從防範袁世凱的角度出發。：“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簡單地說，舉袁世凱為總統幾乎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若實行總統制，政權則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若實行責任內閣制，政權將集中於內閣，革命黨人還有機會通過議會競選來控制內閣。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另一個原因是想借此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他曾說：“現在組織臨時政府，肇造共和政體，要不是由我們黨人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談政治的改革。……我認為組織政府之初，應該全用革命黨員，不用舊官僚。” 他希望憑藉責任內閣制，將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牢牢掌握在革命黨手中。
1912年1月1日，宋教仁力主責任內閣制，規定臨時大總統公佈法律及政令，須經內閣附署，明確限制總統權力。不久，又以《鄂州約法》、《臨時政府組織法》為基礎，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月11日，由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正式公佈。
表面看來，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可以有效地控制袁世凱，但其內裡隱藏著一個難以克服的誤區與罅漏：內閣之權如何得到社會力量的保障？如果手握軍權的袁世凱乾脆將其一腳踢開，以武力解散內閣，看似設計完美的民主政體，又將走向何方？後來的歷史發展無不證明了這一點。
1913年，因宋案引發了“二次革命”。1913年10月6日，國會選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以參與“構亂”為由下令解散國民黨。1914年1月10日，強令解散國會；1914年5月，宣佈廢除《臨時約法》；1915年12月12日，下令恢復帝制，改元洪憲，上演了一出稱帝鬧劇……宋案是導火索，既促成了袁世凱的迅速垮臺，也造成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倒退以及反動勢力的猖獗。在某種意義上，標誌著17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廣為採用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在中國的破產，象徵著近代中國與世界民主潮流接軌的努力歸於失敗。
袁世凱像
由上，宋教仁的主張及實踐，關乎國家政權的核心掌握者，甚而關乎一個國家的政體。在各派各主張奪權紛爭情況下，他的遇害也就不足為奇了。因而，後來有研究者將之歸為各反對派的”謀殺”。總之，也許他過於超前過於尖銳過於激進為時俗所不容吧！
誠如有論者所言：“同為肉體之軀的生命，某些個體的存在與失去，猶如一粒塵埃的飄浮與落地，顯得極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與離世，會給某一群體、民族、國家造成巨大的震撼與深刻的影響，甚至會改變某一時段的歷史進程與發展走向。”
老照片
宋教仁被刺案，有很多的版本和謎團，到底是誰殺了宋？
1、袁世凱的人殺的
根據當時案件破獲的情況，直接持槍殺人者為失業軍人流氓兵痞武士英，武的上線是上海青幫頭子應桂馨，應的上線是袁世凱的北洋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宋被刺後，洪見袁世凱。袁問究竟是誰殺宋，洪回答：“這還不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袁聽後面露不悅。不管是袁授意還是洪妄揣聖意、自作主張，袁世凱都成了第一嫌疑人，所以當時同盟會聲稱兇手是袁世凱。
但是袁世凱沒有殺宋的動機。首先宋教仁主張法式責任內閣，想和袁世凱南北共處（因為一旦軍閥內亂，會給列強可乘之機），支持袁當總統，袁世凱沒必要多此一舉。
從他發給袁世凱的電報來看：宋教仁本人堅信袁世凱不會是兇手。
2、宋教仁死於國民黨黨內競爭，是政治犧牲品。
當時國民黨內宋教仁主張法式責任內閣，支持袁世凱當總統。而孫中山主張實行美式總統制，想獨攬大權，積極討伐袁世凱。
兇手應桂馨是共進會的頭目，曾擔任陳其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科長、孫中山臨時政府代理庶務長,而袁世凱向來不涉江湖與黑社會。孫中山等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幫黑社會勢力的雙重身分，民國初年，暗殺政敵是他們的常用手段。
如：在南方十七省競選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陶成章反對孫中山當選總統，說他功不如黃興（領導武昌起義），才不如宋教仁（組建國民黨，他才是真正國父）。結果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時許，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暗殺了年僅35歲的陶成章。該案件一向是國民黨當局及其“國統區”所諱莫如深、嚴禁談論的史實。
宋教仁把同盟會改組成為國民黨併成為黨首，改組後的國民黨排斥江湖幫會，而孫中山是洪門紅棍，陳其美、應桂馨系青幫大佬。
這個措施導致孫中山在黨內控制力大幅度下降，可以說宋是他們的眼中釘，必須除掉他才能重新掌權。殺宋的話，最後的獲利者就是孫，而且可以借刀殺人、栽贓嫁禍給袁世凱，來個一石二鳥，既消滅了內部棘手的競爭者，又打擊了敵對勢力。
因為國民黨內採用最極端的手段來對抗政敵，最後演變成無可收拾的軍閥混戰。軍閥內亂，才給列強可乘之機，中國從此再次倒退回專制、獨裁、黑暗落後的封建極權主義樊籠之中。
對此問題你有什麼不同的見解呢？
有書共讀
要想宋教仁被刺殺的真實原因，應該首先去追問一下：是誰殺了宋教仁？
這堪稱民國第一刺殺案的背後，到底有怎樣的是非恩怨？或許，從宋案當事的人的一些言語中，更能發現一些歷史的真相來：
1913年3月20日晚10時，年僅33歲的國民黨黨首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身亡。
百餘年後我們回顧這場刺殺，不僅僅為逝者宋教仁感到遺憾，同樣更為中國的命運感到悲哀。
宋教仁當時才33歲啊！如果他的政治理想能夠一步步實現，近代中國的命運將完全是另一種走向。
但很可惜，他死於一場卑劣的政治暗殺。
究竟是誰幹的——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宋案成了近代中國政壇的第一大懸案。
但所謂“草蛇灰線，伏行千里”。
在宋教仁遇刺前後，所有可能涉及的當事人，在各種場合有過不同的發言。
話雖然都不多，但越是仔細琢磨品味，越覺得有些意思。
1、宋教仁遇刺後的話：
宋教仁在遇刺後，主要說了3段話。
每段讀來，總讓人有潸然淚欲下之感，不禁更為他之早亡而覺得內心傷悲。
第一段話是在剛遇刺時，宋已自覺難再存活，於是向于右任託付了這樣3句話：
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東京存放的書，全部捐入南京圖書館
二、我家很窮，老母尚在，我死後請各位替我照料
三、請各位繼續奮鬥救國，勿以我為念放棄責任
——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佈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第三段話是臨死前的最後一句：
——我們要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啊。
從他發給袁世凱的電報來看：宋教仁本人堅信袁世凱不會是兇手。
那麼在他自己心裡，會覺得兇手是誰呢？
答案，或許就在他臨死前的最後一句話裡吧。
——我們要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啊。
2、于右任為宋教仁撰寫的墓誌銘
宋墓今在上海閘北公園，作為他生前很親密的同事，于右任所寫墓誌銘如下：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
——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這段話最值得琢磨的是“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這16個字。
——我要說實話吧，我會被人弄死的；我要說假話吧，我會被天誅地滅的。
很顯然，于右任的潛臺詞就是：
——雖然我知道是誰殺了你，可我現在不能說實話啊！
其實在宋案之後，國民黨已經和袁世凱徹底撕破了臉，有黃興寫給宋教仁的輓聯為證：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既然黃興都已經指名道姓地說袁世凱是殺人元兇，那麼同為國民黨元老級人物的于右任，如果他確定袁世凱就是殺宋元兇，還需要有“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的顧忌嗎？
直接罵“袁賊”就是了，為什麼不呢？
因此大致可以肯定地說，在於右任看來元兇肯定不是袁世凱。
3、涉案人員洪述祖死前的自擬輓聯
根據當時案件破獲的情況，直接持槍殺人者為武士英，武的上線是應桂馨，應的上線是洪述祖。
洪述祖在1917年，在上海被宋教仁年僅15歲的兒子宋振呂抓獲，後押送到北京，以主使殺人罪於1918年清明節那天處以絞刑。
洪述祖在臨死前，為自己寫了一副輓聯：
服官政，禍及自身，自覺問心無愧怍
當亂世，生不如死，本來何處著塵埃
人將死焉，其言未必善，但應該不會假。
很顯然，洪述祖的“服官政”三字，是承認了自己受人指使來安排刺殺宋教仁，但他又稱“自覺問心無愧怍”。
這種心理就很值得琢磨了，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殺宋，是為值得的人賣命，是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
如果考慮到早在兩年前，1916年袁世凱因復辟稱帝，被全國上下唾罵的情況。
那麼，洪述祖當年若是受袁世凱之託刺宋，那他在1918年臨死之際，還會覺得自己當年為袁賣命是件問心無愧的事嗎？
到底誰是殺宋教仁的元兇？
相信隨著更多史料的解密與研究發現，真相會有大白於天下的那一天。
我對此沒有任何疑惑。
我的疑惑只在於：當那一天真的到來時，人們有沒有勇氣去接受歷史的真相。
發現和找到歷史的真相，其實只是個技術層面的事。
而正視和接受歷史真相，卻會是涉及很多層面的事。
風談天下
轉至搜狐：1913年3月20日晚，剛剛在大選中獲勝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正準備乘火車由上海啟程去北京晉見袁世凱，並參加4月8日開幕的新國會。此刻，不僅是宋教仁人生的最高峰，也是中國歷史上距離民主憲政最近的時候。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第一時間傳到了北京。袁世凱驚愕地說：“有此事乎？”看過電報，又說：“確矣！這怎麼好？”宋案最大的嫌疑人趙秉鈞在得到消息時，大驚失色的複雜神情更是耐人尋味，對此時任國務秘書的張國淦有詳細回憶：“是日，國務院正開國務會議，國會選舉事務局長顧鰲突進會議室向趙總理報告：‘前門車站來電，宋教仁昨晚在滬車站被人槍擊，傷重恐難救’云云。總理大驚變色，當即離座，環繞會議長桌數次，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各總長相顧均未發言。少頃，府中電請總理，總理即倉皇去府。”
輕鬆拿下真兇
案發後，袁世凱下令江蘇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並懸賞萬元緝拿兇手。破案過程則是出奇的順利，短短三天，兇手武士英和他背後的應桂馨雙雙被緝拿歸案。
宋教仁遇刺後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鹿鳴旅館的兩個學生到巡捕房報案，舉報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吳福銘，只是個失業軍人，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的兩個學生借錢，並誇口殺人還錢。案發當晚，武士英回來就說自己有錢了，次日便離開旅社。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週前，因賣字畫曾去巡查長應桂馨家，應桂馨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王阿發自然不敢答應，而宋教仁遇刺後，照片見於各報，竟與他所見照片相同，於是報案。
巡捕房立即對應桂馨實施抓捕，並在一家妓院將其抓獲，武士英隨後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應桂馨家中搜獲兇器，以及密電碼三本，封固函電證據兩包，皮箱一個。證據顯示，應桂馨策劃暗殺了宋教仁無疑，但是這絕不是故事的結局。背後必然還有人。從應桂馨家搜出的密碼本上注有“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樣，而電文內容將矛頭指向了國務院秘書洪述祖。
經查，洪述祖和應桂馨有大量往來電文，其中涉及宋案的有以下幾條：
3月13日應桂馨在給洪述祖的電文中稱：“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主動提出要除掉宋教仁。同日，洪述祖回電“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辨理”等語。次日，應桂馨致電洪述祖：“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等語。3月19日，洪述祖回電有“事速照行”一語。3月20日半夜兩點鐘，即宋教仁被害之日，應桂馨致電洪述祖有“所發急電令已達到，請先呈報”等語。次日又致電洪述祖稱“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
從上述證據來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應的電報，均有“轉呈候示”、“請先呈報”、“望轉呈”。那麼轉呈的對象是誰？顯然不是趙秉鈞就是袁世凱。不過，在此需要澄清一點，應桂馨並非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被動地執行暗殺命令，而是自己主動提出了殺害宋教仁的計劃，而且在沒有得到北京方面認可的情況下，已經自作主張地開始佈置實施暗殺。
黃興指責，趙秉鈞自辯
應桂馨與洪述祖的電文公之於眾後，趙秉鈞便成了刺殺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4月26日，黃興致電袁世凱指出“此案詞連政府”並認為“國務院總理趙秉鈞為暗殺主謀之犯”。因為“法院既在政府藩籬之下”所以建議“請大總統獨持英斷”。4月28日，袁世凱復電黃興，指出趙秉鈞雖接到應桂馨、洪述祖的來電，但並未回電，而3月13日之前往來電文，均為“解散會團及應、洪串謀挾制訛詐各事，詞意甚明，與刺宋案無涉”。
袁在回電中指出，不能因應與洪的函電就認定趙秉鈞是謀殺主犯，他承認應桂馨與洪述祖圖謀陷害宋教仁名聲一事，並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謀殺之意。趙發給應桂馨的密碼本包含了公務成分，如果憑著這一條，不經偵查審訊，僅僅根據應、洪往來函電便將趙秉鈞“指為主謀暗殺之要犯”，確實是“實非法理之憑”。不久，趙秉鈞給上海地方檢察廳一封公開信為自己辯護說：“程都督、應民政長宣佈宋案證據，其涉及秉鈞者，惟手書兩件，然一為發給密碼，一為請領津貼，均屬因公”。趙秉鈞的自辯是有一定道理的，從證據看，只有一份他發給應密碼本的電文，是公務行為，應桂馨給他的電函是情報，雖然內容不堪，但他沒有回覆。
趙宋二總理的交情與利害
趙秉鈞於4月3日在北京《新紀元報》上發表談話，說明他與宋教仁在唐紹儀內閣時期，一個是內務部長，一個是農林總長，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門外的農事實驗場，離城十里，有時天晚無法出城，便住在他家，彼此無話不談。宋教仁離京南下時，所欠五千元債務都是他替宋教仁償還。這些話基本屬實。
據國務院秘書長魏宸組所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趙無所不至，許以國會成立後舉其為內閣總理，甚而選為總統，趙亦推許宋為大黨領袖，應組織政黨內閣。宋之更事，究不如趙，有時將黨中秘密盡情傾吐，趙告以北洋底細，似亦無所隱諱”。章士釗也曾言：“頃讀陳旭麓《論宋教仁》一文，稱宋以調和南北為己任，曾告蔡元培曰：‘勿攻袁太過，且時與袁黨趙秉鈞、梁士詒等相周旋。’因而憶及民元吾在北京，有人為言趙宋過從之密，謂趙不時拍宋之肩而言事，狀極親近”。
證據顯示，趙秉鈞確實涉案，但僅以“宋要來做總理，我往哪擱”這種理由去推論，未免過於草率。民國初年，各種制度極其混亂，各種官職也是走馬燈似地輪換，僅半年多就換了三個總理。趙秉鈞出任總理，還是孫中山和黃興1912年7月到北京見袁世凱，由黃興提出的，當時有個人選是國民黨的沈秉堃，黃與國民黨員們商議，多數人不服沈，折中出個趙秉鈞。在國事未定、國會未開、憲法未定的情形下，總理之職是很虛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為此殺人，怎麼能殺得過來。
宋教仁遇刺後，因為輿論反應很大，趙秉鈞馬上就上了辭呈，袁本來是想請唐紹儀再出山，命令都擬好，結果一個謀士提醒他“清君側，誅晁錯”的典故，意為即便撤掉趙秉鈞，換上一個同盟會信任的唐紹儀也難以彌補雙方的裂痕。袁世凱在最後關頭改任段祺瑞代理總理。可見總理之職的瞬息萬變。在那樣不穩定的政局中，趙為自己職位去搞謀殺的可能性很低。
應桂馨到底是誰的人？
從現有史料出發，應桂馨為宋案的直接策劃者肯定沒有問題。問題是應桂馨背後的人究竟是誰！從應桂馨的歷史著眼，他絕對是一個民黨。陳其美、應桂馨和開槍殺害宋教仁的武士英都是共進社成員，同屬國民黨陣營。應桂馨是陳其美的密友。辛亥革命前，陳其美經常在應家留宿，關係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後，應桂馨擔任陳其美的諜報科長，孫文回到上海後，應桂馨又被陳其美派去負責接待和保衛孫。孫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由應桂馨組織衛隊，隨行護衛。
但是，在宋案發生前很久，應桂馨已經因“剋扣貪汙公款”而被孫中山就地免職。之後，他組織“共進會”自封會長，參與武昌兵變而遭黎元洪通緝。此時，國務總理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將其收買，不但通過關係讓黎元洪取消了對他的通緝令，還將應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為江蘇巡查長，給予五萬元活動費。回到上海，應桂馨用趙秉鈞給他的密碼與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電信聯繫。因此，應桂馨已經從民黨變為袁黨無疑。
問題在於，袁世凱與應桂馨的關係並不深，如果袁世凱有意刺殺宋教仁，按理要選擇最可靠的親信來執行。一般情況下，行刺後安全逃脫的機會並不大，宋教仁遇刺時就走在黃興與廖仲愷之間，武士英的逃脫實屬僥倖。那麼，至少要考慮到，如果刺客被俘，必須保證自己不被供出來，在十餘萬北洋軍人中要找這樣的刺客應該並不困難。而應桂馨本來是與革命派關係很深的人，以前是陳其美的親信，作過孫中山的衛隊長這樣的機要職位，投靠過來不過幾個月，與袁世凱僅有一面之識，一貫以行事嚴密周全著稱的袁世凱，怎麼會把這樣關係全局的大事託付給相知很淺的應桂馨呢？
洪述祖與袁世凱的關係
要了解袁世凱為什麼用了應桂馨，我們就必須考察宋案的另一個直接涉案人員——洪述祖，他顯然是個通天人物，洪述祖在政府中的地位雖只是內務部的一個秘書，但他卻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可以越過趙秉鈞直接掛上袁世凱，這使得趙秉鈞的處境很微妙。從一系列電文可以看到，儘管應桂馨的情報裡把對付宋教仁的陰謀一五一十地報告給他，可趙秉鈞並沒有回覆過一個字。趙授命洪一手處理此事，多少有不願意沾手的意思。因為洪述祖與袁世凱這層關係，使他也不好講話，從而放任洪，造成了事件的失控。
早在2月2日，應桂馨彙報中稱：已有敗壞黃興和宋教仁名譽的證據。洪述祖向袁彙報後，袁世凱十分重視。在2月4日，洪述祖在給應桂馨的信中要求應以後直接與他聯繫，不經國務院其他秘書。隨後又表示“寄宋騙案由提票影片，籍可請款”。2月8日，洪述祖還在電文中提到“中央對此頗注意也”。 2月22日，他又發電說明“請款總要物件到後、國會成立之時，不宜太早太遲”。到3月6日，洪述祖對於應桂馨遲遲不能兌現諾言而只知要錢已經不滿，在信中責備道：“此刻原件無有，連抄件亦未到，殊難啟齒”。3月13日便出現了 “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等語。“毀宋酬勳”的“毀”字是指誹謗，並沒有殺害的意思。因此 “毀宋酬勳”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劃的，購買宋教仁在日本訴訟案的證據，以敗壞宋的名譽，並非指暗殺。
應桂馨誇下海口，中央極為重視，一個多月卻不能兌現，無法交差。此時，應桂馨狗急跳牆於3月13日提出：“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 次日他又發電稱：“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
這一次，應桂馨沒有說空話，古董商人王阿發在預審中供稱，他第一次見到應是大約在宋案前十日（即3月10日），第二次見應是三日後（即3月13日），當時應桂馨就提出以“得差事並洋一千元”為條件請王刺殺宋教仁，雖然由於王不敢答應沒有成交， 說明在3月13日前後應桂馨確實開始佈置暗殺宋教仁，而此時並沒有來自北京的任何指令。
收到應桂馨策劃暗殺宋教仁的電報，洪述祖發現自己的處境也同樣尷尬，是他把應桂馨引見給袁世凱和趙秉鈞，後來又一直是應與中央的聯絡人，破壞宋教仁名譽的計劃受到袁世凱的高度重視，但是應桂馨遲遲拿不來“證據”，使他沒法向上面交差。於是3月18日回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為忌者笑”，19日又電“事速進行”。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從洪述祖3月14日收到應桂馨電報，到18日回電四天之內，洪述祖到底有沒有請示過趙秉鈞或袁世凱呢？北京警察總監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會上的講話透露出一點消息：“自宋被刺後，拿獲應桂馨，搜出證據牽涉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應、洪又有密切關係。因此袁總統不免懷疑趙秉鈞，而趙以洪時往袁府，亦疑為袁總統授意，乃前日趙與袁面談，彼此始坦然無疑。”
王治馨還透露，面談中袁世凱向趙秉鈞透露：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說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餘。袁世凱答：“反對者既為政黨，則非一二人，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可”。宋教仁被刺死，難保不是洪述祖藉此為迎合上意。
這是一段值得重視的史料，快人快語的王治馨與趙秉鈞關係密切，所聞當是直接得之於趙。其中洪述祖的話表明他不敢在總統面前直接請示暗殺，只好含混試探，而宋教仁那一系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這一來當然就被“善於觀察人主顏色”的洪述祖看到了，他就要“承旨”辦理。
袁世凱對形勢有更清楚的認識，知道刺一人引起國會多數黨的全黨報復，反而可能帶來極大危險，所以不同意這種魯莽的手段。可洪述祖這樣的小人物，並不能準確判斷大局，揣摩旨意對袁世凱的話作了自己的理解，認為袁世凱並沒有明確反對行刺，只是不願意明說，自以為得到了袁世凱的含糊認可，遂於18、19兩日連電應桂馨，引起了驚天血案。
刺宋並不符合袁世凱的利益
宋教仁雖然公開競爭總理，但一直明確主張總統要選袁世凱。而宋死後，國民黨內還有孫中山、黃興這樣威望遠高於宋的領袖，憤怒的國民黨在國會佔有多數，在正式總統選舉中把袁從總統寶座上拉下來是極有可能的，而且國民黨當時確實有這樣的計劃，即所謂“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凱在宋案後非常恐慌，對人說：“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
袁世凱後來還對人說不怕國民黨起兵，最怕國民黨合法地把他選下臺，他並不能事先料到國民黨由於採取了錯誤的對策，導致內部分裂混亂，最後一事無成。
即使任命宋教仁為內閣總理，袁世凱仍能憑藉總統的權威控制局面，沒有必要冒險刺宋。袁世凱作為總統擁有《臨時約法》所賦予的公佈法律、任命國務員等巨大的權力，足夠與內閣抗衡，在總統與內閣形成僵持的時候，他也完全可以指望像以往唐紹儀內閣時期一樣，在立憲派、北洋軍隊、多數地方都督以及社會主流輿論的支持下迫使內閣屈服。實際上1912年8月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合併後，國民黨在臨時參議院已經佔絕對多數，仍然奈何不了袁世凱，無法組成政黨內閣。所以袁世凱並不害怕宋出任總理，而真正有些擔心的是國民黨佔多數並擁有總統選舉權和制憲權的正式國會，考慮到激怒國會的嚴重後果，袁世凱完全沒有必要為相對次要的內閣問題冒險刺宋。
當時大借款尚未成立，袁政府的財政地位岌岌可危，沒有冒險決裂的本錢。1913年初，梁士詒南下廣東的時候，曾經透露中央財政最多可以支持到4月份。本來年初大借款談判很有希望，但由於種種原因，談判陷於停頓，中央財政前景暗淡。收買政黨、收買南方軍隊都需要大筆的資金，即使是親信的北洋軍，也帶有明顯的僱傭兵性質，沒有充足的軍餉，調動都很困難，不可能發動大規模戰爭。
如果國民黨能夠抓住宋案後袁世凱威望大受打擊的有利時機，充分利用各派勢力對袁世凱的疑慮心理，以哀兵的姿態廣泛聯合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在中央以國會和憲法為號召，在地方結成實力雄厚的軍事聯盟，袁世凱所要面對的形勢將會是非常被動的，因此刺宋並不符合他的利益。
孫中山和陳其美的嫌疑
孫、宋不睦是人所盡知，民國成立之後，宋教仁堅持內閣制，而孫中山堅持總統制。再之後，宋教仁醉心政黨政治，拉攏小黨，組成國民黨，試圖通過控制國會實行內閣制。而孫中山一直冷眼旁觀。
隨著國民黨的大勝，宋教仁路線似乎佔了上風，如果宋教仁組閣成功，甚至推動內閣製成功，那麼宋教仁就會成為國民黨當仁不讓的領袖，宋教仁路線會成為國民黨主流路線，已經邊緣化的孫中山就會成為一個象徵性的領袖。這對孫中山這樣的人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孫中山也有殺宋教仁的動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孫在二次革命後，要求黨員按手印，是對宋教仁路線的一種清算。
陳其美是孫中山嫡系心腹。很顯然如果孫中山被邊緣化，下場最慘的就是這些犯組織錯誤跟錯老大的人。宋教仁路線如果成為主流路線，併成功上位，那麼宋教仁系就會分到最大的大餅，而他們這些跟錯人的就會慢慢從人們視野中消失。對陳其美這種野心勃勃的人來說，可能比死還難受。所以說，陳其美或孫中山出手殺死宋教仁也未可知。
涉案人員的離奇死亡
武士英：落網後不久，武士英就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轉到上海地方當局中國人自己的監獄。移交不久，他吃了應桂馨的朋友送的毒饅頭，暴斃獄中。
應桂馨：被移交中方監獄後，應桂馨竟逃出監獄，躲到青島。“二次革命”之後，他公開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通電，又公然從青島到北京向袁世凱索酬，終於惹惱了袁世凱，1914年1月，應桂馨在逃往天津的火車上被軍政執法處人員郝佔一和王雙喜亂刀砍死。
趙秉鈞：宋教仁遇刺案發生後，趙秉鈞引嫌辭職，不久調任為直隸都督。應桂馨在火車中被殺時，他正在直隸都督任上。當他獲知應桂馨的死訊，不請示袁世凱便發出緝捕兇手的命令，並在長途電話中向袁世凱抱怨：“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後誰還敢替總統辦事”。不久，趙秉鈞在天津督署內中毒，七竅流血而亡。
洪述祖：宋案發生後，洪述祖離開北京後就躲進德國租借地青島。1917年，洪述祖終於被捕，直到1919年被判死刑。洪述祖從未以作公務員傳達袁、趙指令為自己辯白，在洪的供詞中並未牽連袁世凱和趙秉鈞，而此時無論趙秉鈞還是袁世凱都已死去多時。
鋼鐵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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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宋教仁被刺原因，先讓我們從這一事件說起，從後往前一步步來推理。1.宋教仁死於何人之手?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創始人之一宋教仁被暗殺，兇手很快落網，22歲的失業軍人流氓兵痞武士英承認子彈是從他的槍膛中射出的。同年4月24日被毒殺滅口於獄中。通過當年的報紙、檔案等資料可以得知破案過程是這樣的，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1913年3月21日，上海的國民黨方面就收到了五馬路六野旅館房客的報告，稱14號客房一位叫武士英的人，形跡可疑，有作案嫌疑。根據房客的供述，武士英是山西人，身材矮小，面目醜陋，自稱曾在雲南當軍官。辛亥革命後，流浪到了上海，但生計十分艱難。3月20日中午前，有幾個人來找武士英，與他秘密交談。在這幾人來了後，武士英心情很好，向鄰居借錢，說是要坐車去西門。鄰居借給他三角錢後，他就離開了。當晚八點，武士英回到旅館，已經換上了西服。他告訴鄰居，他已經有錢了，並隨手取出一塊錢給鄰居。見鄰居推讓，武士英炫耀說他做成事情後還能得一千塊。20日當晚，武士英沒有回來。一直到了21日早晨七點，他才回到旅館結賬，隨後就不見了。 接著國民黨方面得到一個古董商王阿發的報告。王阿發說一個星期前，因售賣字畫，曾到過小西門外應桂馨家裡。應桂馨向王展示了一張照片，說要辦照片上的人，事成之後給大洋一千塊，王阿發考慮之後，覺得這件事情辦不好，把照片退給了應桂馨。宋教仁被刺後各家報紙都刊發了宋教仁照片，王阿發發現和那天看到的照片是同一人，於是前來報告。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武士英只是個被買通的頭腦簡單的殺手，並不瞭解宋教仁的真實身份，指使他刺殺宋教仁的是應桂馨。![]()
2.應桂馨為什麼要殺宋教仁？
應桂馨，字夔丞，中國近代上海青幫頭子。法租界巡捕在應桂馨家查到了大量的信件，其中他與北洋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的往來密電，成為重要的證據。1913年4月25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公佈了這些電報。從應夔丞與洪述祖的往來密電可以看出，應夔丞一直希望通過破壞國民黨方面的形象，從而討好北京方面，並獲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然而他們破壞國民黨形象沒有取得太大成效，於是升級為刺殺宋教仁。3月13日，洪述祖發給應夔丞的電報中，出現了“毀宋酬勳位”的字樣，似乎是在暗示，如果應夔丞能幹掉宋教仁，北京方面將會賞他一個重要的官職。這個誘惑，對於幫派出身、一門心思想要飛黃騰達的應夔丞來說，實在是無法拒絕。3月14日，應夔丞發給洪述祖的電報中稱：“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梁山匪魁，即宋江。宋江、宋教仁同姓，所指不言而喻。 3月21日凌晨2點，宋教仁遇刺後四個小時，應夔丞發給洪述祖的電報，確認刺客已經行動。同一天稍後，他再次電告洪述祖：“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
3.宋教仁為什麼被刺殺？目前史學界普遍認為：殺人的主使者是大總統袁世凱，同謀犯是國務總理趙秉鈞，擔任聯絡的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佈置行兇的是上海大流氓應桂馨，直接行兇的是失業軍痞武士英。案情脈絡很清晰：1913年初，洪述祖找到其上海灘舊友、青幫成員、江蘇駐滬巡查長應桂馨，應桂馨又在得到“事成之後，獎現金五十萬元，授二等功勳”的許諾後物色了兵痞出身的武士英做為殺手，於1913年3月20對宋教仁進行行刺，3月22日，宋教仁身亡。 在案發後不久，兇手應桂馨、武士英先後在租界落網，供出主兇袁世凱、謀劃者趙秉鈞、直接指揮人洪述祖。袁世凱為避罪，毒死趙秉鈞、應桂馨、武士英滅口，唯對洪述祖開恩，送了一筆錢後讓其離開北京。宋教仁被刺殺的原因似乎就是上海灘流氓想討好袁世凱謀升官發財，但從前兩點分析來看，僅是洪述祖與應桂馨二人謀劃，或許並非袁世凱本意，趙秉鈞與宋教仁稱兄道弟似乎也無動機。而洪述祖其人倒是很差勁，為了討好袁世凱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把妹妹送給袁世凱做妾來攏關係（這也是袁世凱沒殺他的原因之一吧），所以他會使出這種喪心病狂的拍馬屁手段也是很有可能的。並且從宋教仁臨終仍致信袁世凱這點來看，也似乎能洗脫袁世凱的嫌疑，僅僅是手下人妄揣聖意而做了過火的事。當然另一種說法呼聲也很高，就是說國民黨內部借刀殺人、栽贓嫁禍給袁世凱，來個一石二鳥，既消滅了內部棘手的競爭者，又打擊了敵對勢力。宋教仁死於黨內競爭，是政治犧牲品，這也似乎說得通，細分析也不無道理，但目前來講缺乏相關考證，就不妄下斷言了。 ![]()
朗月明軒
關於宋教仁被刺原因，先讓我們從這一事件說起，從後往前一步步來推理。
3.宋教仁為什麼被刺殺？
1.孫文的嫌疑持此觀點的認為，其一，宋教仁與孫中山的矛盾，國民黨內人人皆知；其二，兇手應桂馨是共進會的頭目，曾擔任陳其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科長、孫中山臨時政府代理庶務長；其三，宋教仁改組國民黨，排斥江湖幫會，而孫中山是洪門紅棍，陳其美、應桂馨系青幫大佬，袁世凱卻向與江湖無涉；其四，民國初年，孫文、陳其美派系多次暗殺或涉嫌暗殺政敵。
2.袁世凱的嫌疑：持此觀點的認為中華民國國會選舉前後，宋教仁積極主張施行內閣制，內閣制會危及袁世凱的統治地位，因此袁世凱要暗殺宋教仁。反對此觀點者則認為在國民黨中，宋教仁是唯一願與袁世凱合作的領袖。袁世凱若要暗殺宋教仁也不會在如此敏感的時間下手。宋教仁北上正要與袁世凱商談國事。當時，國民黨在選舉中已經獲勝，即便宋教仁死後，依然會有國民黨方面的代表擔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職務，比如黃興等人。袁世凱也說自己怎麼可能做這等傻事。
3.趙秉鈞的嫌疑。持此觀點的趙秉鈞的殺人動機非常簡單，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後，宋教仁將替代趙秉鈞擔任總理一職。此說還提出了證據，稱巡捕房在對應桂馨搜查時，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兇手武士英。武士英供認是應桂馨讓他行刺。此外巡捕房還在應桂馨的住宅搜出作案兇器及一批電報和信件。"毀宋"一詞來自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致電應桂馨：“毀宋酬勳，相度機宜，妥籌辦理。”3月14日，應桂馨回洪述祖的“寒電”電文是：“梁山匪魁四出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乞轉呈，候示。”3月18日，洪述祖復應桂馨電：“寒電立即照辦。”3月19日，洪述祖又電催應：“事速照行。”3月21日凌晨兩點即宋教仁遇刺不久，應致洪電：“二十時四十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3月21日，應致洪電：“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等。趙秉鈞則極力否認與此案有關。3月26日，趙秉鈞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各省稱：“據應夔丞二十三日函稱，滬上發現一種監督政府、政黨之裁判機關，宣告宋教仁、梁啟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之罪狀，特先判決宋教仁之死刑，即時執行。”當時此通電不但沒能將公眾視線轉移到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兇嫌“滬上裁判機關”上，反而暴露了趙秉鈞的國務院和直接兇嫌應桂馨當時的信函往來。
十年荊軻一夢
對於宋教仁為何被刺殺？何人所刺殺？歷史上各有說法，各個不同。大多數人尤其是國民黨這邊，他們認為就是袁世凱指使人暗殺的，而在北洋政府方面則矢口否認，他們堅持說宋教仁是被國民黨內部的反派分子所刺殺。那麼他們的說法到底是誰真誰假呢？其實歷史到今天也沒能給出一個答案，我們也只能站在兩方的角度去思考，誰的可能性大一點？
在國民黨內部，宋教仁的政見和孫中山，黃興等人的意見相左是事實。宋教仁一直是堅定的議會政治派，他主張在中國也實行代議制，而孫中山，黃興等人也不認同。此外當時國民政府定都何地的時候，宋教仁也和孫，黃二人不同，他主張定都北京。再加上國民黨成立以後，宋教仁出力最大，成為了實際上的國民黨領導人，更是引得許多人不開心，這些都是事實。
但我認為宋教仁作為國民黨的元老，他為國民黨的籌建和發展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大家因為政見不同，觀點不同可以爭吵，辯論，但舉槍相殺的情況可能性還是比較小的。
而在北洋政府這邊，他們暗殺宋教仁的動機和可能性就更大了。當時國民黨在國會佔據了大多數席位，宋教仁就想借著這個機會改組內閣，改變中國政治制度，這無異於損害了袁世凱手上的權力。而袁世凱對待政敵基本上就是兩種方法:一是收買，二是暗殺，收買不成就暗殺。
當時宋教仁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講，抨擊時政，袁世凱派人送給了宋教仁一本支票，可以自由簽發，宋教仁拒絕了。這樣想下去袁世凱不得不啟用自己的第二招——暗殺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樹梅花一放翁
一個宋教仁，可以說是在當時情況下，真的能左右時局！亂世出英豪，一點都不假！當時的著名政治家和革命家有這麼幾個代表，孫文，宋教仁，黃興和陳其美等人！
當時歷史背景是這樣的，袁世凱當時是認可國民黨的，袁世凱想通過宋教仁和國民黨和談，建國！宋教仁代表的國民黨要立憲治國！這是要去北京和袁世凱商義！但是以孫文等革命派在廣州南方聚集，號稱是革命派！當時處於南北敵對的架勢！
估計在臨死之際，宋教仁看破一切，給當時大總統發電報:自感傷勢過重“勢必至死”，只是“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因此希望袁世凱能夠“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鑑納”。
就這樣宋教仁死了！當時根本沒有人以為是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沒有證據，也沒有人懷疑！
直到當時警察搜出證據，大家在輿論上都以為是袁世凱殺了宋教仁！
當時袁世凱收到宋教仁的死訊後發言:“豈意眾目昭彰之地，竟有兇人敢行暗殺，人心險惡，法紀何在？”並大罵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當即通令全國“重懸賞格，緝兇歸案”。
但是，警察有證據的時候，時局其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孫文主張與袁世凱武力解決！黃興和宋教仁主張和談建國！
宋教仁死後！國民黨就不和袁世凱和談了！發動了二次革命！
其實當時宋教仁有治國方略！他一心找人來實現自己的救國抱負！但是當時有人想自己拿著這套理論建國，是誰大家後來也都知道了……
其實大家仔細考慮一下，是誰暗殺了宋教仁！攪亂了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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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破壞
一、宋教仁其人
宋教仁，字鈍初，號漁父，1882年生人，祖籍湖南常德市桃源人，出生在地主家庭。
生逢亂世，志向遠大，青年時即投入反清救國運動。
1904年，他與黃興等人在長沙成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華興會，被推舉為副會長。
同年冬，華興會準備起義失敗，他被迫逃往日本。後和孫中山一起，將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合併，組成中國同盟會，任司法部檢事長。
宋教仁在日本期間，曾就讀於東京法政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潛心研究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陸續翻譯了《英國制度要覽》、《美國製度概要》《日本憲法》、《俄國之革命》等著作。
系統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對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
武昌起義後，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同盟會成為合法組織。同年，主持並參與改組國民黨，民國2年（1913年）初，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
之後，和孫中山一樣，為宣傳憲政制度四處奔走。被譽為中國“憲政之父”。
宋教仁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二、為立憲制奔走，遇刺身亡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主持改組國民黨。1912年12月，參加國會選舉，選舉揭曉，國民黨獲得勝利，在國會中佔有壓倒多數的議席。
至此，宋教仁很受鼓舞，躊躇滿志，以為可以由他來組織責任內閣，以國會第一大黨領袖的身份，實現出任內閣總理，從而限制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權力。
然而，政治鬥爭血雨腥風。正當他準備大顯身手，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在這位年輕的革命先驅者身上，他的生命戛然而止於33歲。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大講特講自己三權分立的憲政設想，進一步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權限應如何規定等。
他甚至避開了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
接下來，他又言辭激烈地全盤否定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只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醫生”。
宋教仁被刺身亡，輿論譁然。
當時正在國外的孫中山，痛心疾首，再也無法安心於修造鐵路的事情，宋的遇刺，憑直感，他覺得此案與袁世凱有關。
即刻動身回國，隨後匆忙興兵討袁，進行二次革命，但終以失敗告終。
因宋案引發的“二次革命”失敗不到一月，1913年10月6日，國會選舉，當時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
接下來，下令恢復帝制，改元洪憲，上演了一出稱帝鬧劇……
三、政治暗殺，國家災難
毫不誇張地說，宋教仁的被刺身亡，不得不說是國家的災難和損失。既促成了袁世凱的迅速垮臺，也造成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倒退及反動勢力的猖獗。
宋教仁的遠見卓識及主張，對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他為了實現民主憲法，反對獨裁專制，傾盡全力。
如果他的政治理想能夠一步步實現，近代中國的命運將完全是另一種走向。
綜上所述，宋教仁的遇刺，應該與個人恩怨毫無關係，他是死於一場卑劣的政治暗殺及權力之爭，同時也與個人性格有關，年輕氣盛，不知避其鋒芒，對政治鬥爭的複雜性、殘酷性缺乏足夠的認識，過於相信事情美好的一面。
宋教仁的遇刺令我們扼腕嘆息，不僅中斷了先生年輕鮮活的生命，也使整個國家在那個年代，最有希望納入世界民主規範與軌道的進程，後退了一大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