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證據來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應的電報，均有“轉呈候示”、“請先呈報”、“望轉呈”。那麼轉呈的對象是誰？顯然不是趙秉鈞就是袁世凱。不過，在此需要澄清一點，應桂馨並非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被動地執行暗殺命令，而是自己主動提出了殺害宋教仁的計劃，而且在沒有得到北京方面認可的情況下，已經自作主張地開始佈置實施暗殺。

黃興指責，趙秉鈞自辯

應桂馨與洪述祖的電文公之於眾後，趙秉鈞便成了刺殺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4月26日，黃興致電袁世凱指出“此案詞連政府”並認為“國務院總理趙秉鈞為暗殺主謀之犯”。因為“法院既在政府藩籬之下”所以建議“請大總統獨持英斷”。4月28日，袁世凱復電黃興，指出趙秉鈞雖接到應桂馨、洪述祖的來電，但並未回電，而3月13日之前往來電文，均為“解散會團及應、洪串謀挾制訛詐各事，詞意甚明，與刺宋案無涉”。

袁在回電中指出，不能因應與洪的函電就認定趙秉鈞是謀殺主犯，他承認應桂馨與洪述祖圖謀陷害宋教仁名聲一事，並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謀殺之意。趙發給應桂馨的密碼本包含了公務成分，如果憑著這一條，不經偵查審訊，僅僅根據應、洪往來函電便將趙秉鈞“指為主謀暗殺之要犯”，確實是“實非法理之憑”。不久，趙秉鈞給上海地方檢察廳一封公開信為自己辯護說：“程都督、應民政長宣佈宋案證據，其涉及秉鈞者，惟手書兩件，然一為發給密碼，一為請領津貼，均屬因公”。趙秉鈞的自辯是有一定道理的，從證據看，只有一份他發給應密碼本的電文，是公務行為，應桂馨給他的電函是情報，雖然內容不堪，但他沒有回覆。

趙宋二總理的交情與利害

趙秉鈞於4月3日在北京《新紀元報》上發表談話，說明他與宋教仁在唐紹儀內閣時期，一個是內務部長，一個是農林總長，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門外的農事實驗場，離城十里，有時天晚無法出城，便住在他家，彼此無話不談。宋教仁離京南下時，所欠五千元債務都是他替宋教仁償還。這些話基本屬實。

據國務院秘書長魏宸組所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趙無所不至，許以國會成立後舉其為內閣總理，甚而選為總統，趙亦推許宋為大黨領袖，應組織政黨內閣。宋之更事，究不如趙，有時將黨中秘密盡情傾吐，趙告以北洋底細，似亦無所隱諱”。章士釗也曾言：“頃讀陳旭麓《論宋教仁》一文，稱宋以調和南北為己任，曾告蔡元培曰：‘勿攻袁太過，且時與袁黨趙秉鈞、梁士詒等相周旋。’因而憶及民元吾在北京，有人為言趙宋過從之密，謂趙不時拍宋之肩而言事，狀極親近”。

證據顯示，趙秉鈞確實涉案，但僅以“宋要來做總理，我往哪擱”這種理由去推論，未免過於草率。民國初年，各種制度極其混亂，各種官職也是走馬燈似地輪換，僅半年多就換了三個總理。趙秉鈞出任總理，還是孫中山和黃興1912年7月到北京見袁世凱，由黃興提出的，當時有個人選是國民黨的沈秉堃，黃與國民黨員們商議，多數人不服沈，折中出個趙秉鈞。在國事未定、國會未開、憲法未定的情形下，總理之職是很虛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為此殺人，怎麼能殺得過來。

宋教仁遇刺後，因為輿論反應很大，趙秉鈞馬上就上了辭呈，袁本來是想請唐紹儀再出山，命令都擬好，結果一個謀士提醒他“清君側，誅晁錯”的典故，意為即便撤掉趙秉鈞，換上一個同盟會信任的唐紹儀也難以彌補雙方的裂痕。袁世凱在最後關頭改任段祺瑞代理總理。可見總理之職的瞬息萬變。在那樣不穩定的政局中，趙為自己職位去搞謀殺的可能性很低。

應桂馨到底是誰的人？

從現有史料出發，應桂馨為宋案的直接策劃者肯定沒有問題。問題是應桂馨背後的人究竟是誰！從應桂馨的歷史著眼，他絕對是一個民黨。陳其美、應桂馨和開槍殺害宋教仁的武士英都是共進社成員，同屬國民黨陣營。應桂馨是陳其美的密友。辛亥革命前，陳其美經常在應家留宿，關係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後，應桂馨擔任陳其美的諜報科長，孫文回到上海後，應桂馨又被陳其美派去負責接待和保衛孫。孫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由應桂馨組織衛隊，隨行護衛。

但是，在宋案發生前很久，應桂馨已經因“剋扣貪汙公款”而被孫中山就地免職。之後，他組織“共進會”自封會長，參與武昌兵變而遭黎元洪通緝。此時，國務總理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將其收買，不但通過關係讓黎元洪取消了對他的通緝令，還將應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為江蘇巡查長，給予五萬元活動費。回到上海，應桂馨用趙秉鈞給他的密碼與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電信聯繫。因此，應桂馨已經從民黨變為袁黨無疑。

問題在於，袁世凱與應桂馨的關係並不深，如果袁世凱有意刺殺宋教仁，按理要選擇最可靠的親信來執行。一般情況下，行刺後安全逃脫的機會並不大，宋教仁遇刺時就走在黃興與廖仲愷之間，武士英的逃脫實屬僥倖。那麼，至少要考慮到，如果刺客被俘，必須保證自己不被供出來，在十餘萬北洋軍人中要找這樣的刺客應該並不困難。而應桂馨本來是與革命派關係很深的人，以前是陳其美的親信，作過孫中山的衛隊長這樣的機要職位，投靠過來不過幾個月，與袁世凱僅有一面之識，一貫以行事嚴密周全著稱的袁世凱，怎麼會把這樣關係全局的大事託付給相知很淺的應桂馨呢？

洪述祖與袁世凱的關係

要了解袁世凱為什麼用了應桂馨，我們就必須考察宋案的另一個直接涉案人員——洪述祖，他顯然是個通天人物，洪述祖在政府中的地位雖只是內務部的一個秘書，但他卻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可以越過趙秉鈞直接掛上袁世凱，這使得趙秉鈞的處境很微妙。從一系列電文可以看到，儘管應桂馨的情報裡把對付宋教仁的陰謀一五一十地報告給他，可趙秉鈞並沒有回覆過一個字。趙授命洪一手處理此事，多少有不願意沾手的意思。因為洪述祖與袁世凱這層關係，使他也不好講話，從而放任洪，造成了事件的失控。

早在2月2日，應桂馨彙報中稱：已有敗壞黃興和宋教仁名譽的證據。洪述祖向袁彙報後，袁世凱十分重視。在2月4日，洪述祖在給應桂馨的信中要求應以後直接與他聯繫，不經國務院其他秘書。隨後又表示“寄宋騙案由提票影片，籍可請款”。2月8日，洪述祖還在電文中提到“中央對此頗注意也”。 2月22日，他又發電說明“請款總要物件到後、國會成立之時，不宜太早太遲”。到3月6日，洪述祖對於應桂馨遲遲不能兌現諾言而只知要錢已經不滿，在信中責備道：“此刻原件無有，連抄件亦未到，殊難啟齒”。3月13日便出現了 “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等語。“毀宋酬勳”的“毀”字是指誹謗，並沒有殺害的意思。因此 “毀宋酬勳”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劃的，購買宋教仁在日本訴訟案的證據，以敗壞宋的名譽，並非指暗殺。

應桂馨誇下海口，中央極為重視，一個多月卻不能兌現，無法交差。此時，應桂馨狗急跳牆於3月13日提出：“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 次日他又發電稱：“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

這一次，應桂馨沒有說空話，古董商人王阿發在預審中供稱，他第一次見到應是大約在宋案前十日（即3月10日），第二次見應是三日後（即3月13日），當時應桂馨就提出以“得差事並洋一千元”為條件請王刺殺宋教仁，雖然由於王不敢答應沒有成交， 說明在3月13日前後應桂馨確實開始佈置暗殺宋教仁，而此時並沒有來自北京的任何指令。

收到應桂馨策劃暗殺宋教仁的電報，洪述祖發現自己的處境也同樣尷尬，是他把應桂馨引見給袁世凱和趙秉鈞，後來又一直是應與中央的聯絡人，破壞宋教仁名譽的計劃受到袁世凱的高度重視，但是應桂馨遲遲拿不來“證據”，使他沒法向上面交差。於是3月18日回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為忌者笑”，19日又電“事速進行”。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從洪述祖3月14日收到應桂馨電報，到18日回電四天之內，洪述祖到底有沒有請示過趙秉鈞或袁世凱呢？北京警察總監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會上的講話透露出一點消息：“自宋被刺後，拿獲應桂馨，搜出證據牽涉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應、洪又有密切關係。因此袁總統不免懷疑趙秉鈞，而趙以洪時往袁府，亦疑為袁總統授意，乃前日趙與袁面談，彼此始坦然無疑。”

王治馨還透露，面談中袁世凱向趙秉鈞透露：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說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餘。袁世凱答：“反對者既為政黨，則非一二人，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可”。宋教仁被刺死，難保不是洪述祖藉此為迎合上意。

這是一段值得重視的史料，快人快語的王治馨與趙秉鈞關係密切，所聞當是直接得之於趙。其中洪述祖的話表明他不敢在總統面前直接請示暗殺，只好含混試探，而宋教仁那一系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這一來當然就被“善於觀察人主顏色”的洪述祖看到了，他就要“承旨”辦理。

袁世凱對形勢有更清楚的認識，知道刺一人引起國會多數黨的全黨報復，反而可能帶來極大危險，所以不同意這種魯莽的手段。可洪述祖這樣的小人物，並不能準確判斷大局，揣摩旨意對袁世凱的話作了自己的理解，認為袁世凱並沒有明確反對行刺，只是不願意明說，自以為得到了袁世凱的含糊認可，遂於18、19兩日連電應桂馨，引起了驚天血案。

刺宋並不符合袁世凱的利益

宋教仁雖然公開競爭總理，但一直明確主張總統要選袁世凱。而宋死後，國民黨內還有孫中山、黃興這樣威望遠高於宋的領袖，憤怒的國民黨在國會佔有多數，在正式總統選舉中把袁從總統寶座上拉下來是極有可能的，而且國民黨當時確實有這樣的計劃，即所謂“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凱在宋案後非常恐慌，對人說：“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

袁世凱後來還對人說不怕國民黨起兵，最怕國民黨合法地把他選下臺，他並不能事先料到國民黨由於採取了錯誤的對策，導致內部分裂混亂，最後一事無成。

即使任命宋教仁為內閣總理，袁世凱仍能憑藉總統的權威控制局面，沒有必要冒險刺宋。袁世凱作為總統擁有《臨時約法》所賦予的公佈法律、任命國務員等巨大的權力，足夠與內閣抗衡，在總統與內閣形成僵持的時候，他也完全可以指望像以往唐紹儀內閣時期一樣，在立憲派、北洋軍隊、多數地方都督以及社會主流輿論的支持下迫使內閣屈服。實際上1912年8月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合併後，國民黨在臨時參議院已經佔絕對多數，仍然奈何不了袁世凱，無法組成政黨內閣。所以袁世凱並不害怕宋出任總理，而真正有些擔心的是國民黨佔多數並擁有總統選舉權和制憲權的正式國會，考慮到激怒國會的嚴重後果，袁世凱完全沒有必要為相對次要的內閣問題冒險刺宋。

當時大借款尚未成立，袁政府的財政地位岌岌可危，沒有冒險決裂的本錢。1913年初，梁士詒南下廣東的時候，曾經透露中央財政最多可以支持到4月份。本來年初大借款談判很有希望，但由於種種原因，談判陷於停頓，中央財政前景暗淡。收買政黨、收買南方軍隊都需要大筆的資金，即使是親信的北洋軍，也帶有明顯的僱傭兵性質，沒有充足的軍餉，調動都很困難，不可能發動大規模戰爭。

如果國民黨能夠抓住宋案後袁世凱威望大受打擊的有利時機，充分利用各派勢力對袁世凱的疑慮心理，以哀兵的姿態廣泛聯合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在中央以國會和憲法為號召，在地方結成實力雄厚的軍事聯盟，袁世凱所要面對的形勢將會是非常被動的，因此刺宋並不符合他的利益。

孫中山和陳其美的嫌疑

宋教仁究竟何人所殺，至今沒有定論。北洋軍對此也有看法。袁世凱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一書講述了自己從1911年到1915年的見聞，書中披露，袁世凱多次派密使與宋教仁接洽，歡迎他北上，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凱的邀請。在北上臨行之前，陳其美、應桂馨等人詢問宋教仁關於國民黨內閣的組織辦法，宋教仁說：“我只有大公無黨一個辦法”，聽了宋教仁的想法後，應桂馨就罵宋教仁是叛黨，並企圖當場殺害宋教仁，但被在場的人勸阻，宋教仁見此舉動，便說：“死無懼，志不可奪”，最終大家不歡而散。

孫、宋不睦是人所盡知，民國成立之後，宋教仁堅持內閣制，而孫中山堅持總統制。再之後，宋教仁醉心政黨政治，拉攏小黨，組成國民黨，試圖通過控制國會實行內閣制。而孫中山一直冷眼旁觀。

隨著國民黨的大勝，宋教仁路線似乎佔了上風，如果宋教仁組閣成功，甚至推動內閣製成功，那麼宋教仁就會成為國民黨當仁不讓的領袖，宋教仁路線會成為國民黨主流路線，已經邊緣化的孫中山就會成為一個象徵性的領袖。這對孫中山這樣的人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孫中山也有殺宋教仁的動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孫在二次革命後，要求黨員按手印，是對宋教仁路線的一種清算。

陳其美是孫中山嫡系心腹。很顯然如果孫中山被邊緣化，下場最慘的就是這些犯組織錯誤跟錯老大的人。宋教仁路線如果成為主流路線，併成功上位，那麼宋教仁系就會分到最大的大餅，而他們這些跟錯人的就會慢慢從人們視野中消失。對陳其美這種野心勃勃的人來說，可能比死還難受。所以說，陳其美或孫中山出手殺死宋教仁也未可知。

涉案人員的離奇死亡

武士英：落網後不久，武士英就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轉到上海地方當局中國人自己的監獄。移交不久，他吃了應桂馨的朋友送的毒饅頭，暴斃獄中。

應桂馨：被移交中方監獄後，應桂馨竟逃出監獄，躲到青島。“二次革命”之後，他公開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通電，又公然從青島到北京向袁世凱索酬，終於惹惱了袁世凱，1914年1月，應桂馨在逃往天津的火車上被軍政執法處人員郝佔一和王雙喜亂刀砍死。

趙秉鈞：宋教仁遇刺案發生後，趙秉鈞引嫌辭職，不久調任為直隸都督。應桂馨在火車中被殺時，他正在直隸都督任上。當他獲知應桂馨的死訊，不請示袁世凱便發出緝捕兇手的命令，並在長途電話中向袁世凱抱怨：“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後誰還敢替總統辦事”。不久，趙秉鈞在天津督署內中毒，七竅流血而亡。

洪述祖：宋案發生後，洪述祖離開北京後就躲進德國租借地青島。1917年，洪述祖終於被捕，直到1919年被判死刑。洪述祖從未以作公務員傳達袁、趙指令為自己辯白，在洪的供詞中並未牽連袁世凱和趙秉鈞，而此時無論趙秉鈞還是袁世凱都已死去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