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舟“不惑”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舟舟。这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当年被媒体奉为“天才指挥家”，一时风头无两。如今，舟舟已经40岁，每年演出甚少，与父亲胡厚培一起生活在深圳。78岁的胡厚培承认，“舟舟根本不是一个指挥家”，他眼见着命运抛出了一条曲线，让舟舟攀爬，又让他滑落
“舟舟就不是一个指挥家，他无法训练乐队，一个指挥家所应有的那种素质和造诣，他都不可能达到。”胡厚培坐在深圳点亮生命艺术团二楼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今年78岁，儿子舟舟也已年届40，但在大多数人心中，舟舟还是那个一脸笑意的、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天才指挥”，而更多的年轻人似乎已经不再知道这个名字。
舟舟的父亲早已可以坦然地说出儿子真实的情况，而其他与舟舟有关的人仍然愿意把他包裹在光环之内，办公室墙外，悬挂一幅舟舟的宣传照，照片旁写着“天才指挥家——舟舟”。他穿着燕尾服，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微笑的表情中透着一股严肃，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真正的中年人。
在舟舟最辉煌的那些年中，他因为去过三大洲的5个国家演出，而且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知名风景区。中央领导以及多名省级领导都看过他的演出，他也曾与施瓦辛格、刘德华、毛阿敏同台，著名第六代导演张元为他拍摄过短片，崔永元给他买过BP机。
相比那些长年被锁在家中，甚至上街乞讨的唐氏综合征患者，舟舟的人生就像经历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儿童嘉年华。在节目进入尾声时，舟舟有过短暂的失落，可当他发现鸡腿、玩具和朋友还在，似乎又忘记了所有落寞。
一切肇始
40岁的舟舟身高不足1米5，120斤，很明显，现在他是个胖子。在他尚未成名的19岁，他和现在一般高，只不过，那时他身材匀称。多年过去了，他的名气曲线默默滑落，而体重曲线悄悄上扬。这一切似乎都由不得他自己控制。
1995年，导演张以庆在武汉歌舞剧院拍摄一位贝斯手的纪录片，意外撞见角落里19岁的舟舟：偌大的排练室中，台上的指挥家在指挥交响乐团排练，台下有一个傻孩子，穿着绿色T恤，挥舞着一根铅笔，比比划划地模仿指挥家的动作。
演奏中途，台上的指挥家用手扶了一下眼镜，台下的舟舟也做了一个扶眼镜的动作。只是，舟舟并没有眼镜。
自从见到舟舟模仿指挥之后，张以庆就对那一幕念念不忘。最终，他决定拍摄一部舟舟的纪录片。他征求舟舟父亲同意时，胡厚培爽快答应，“我希望你能拍好，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残疾人。”
舟舟从3岁起，一直生活在武汉歌舞剧院。他的母亲张惠琴是武汉机床厂的厂医，单位离家远。父亲胡厚培是武汉歌舞剧院的低音提琴手，工作单位就在家楼下。舟舟因为智障，不能上学，父亲便每天带舟舟上下班。那时的武汉歌舞剧院是一个大杂院，院内不仅有交响乐团，还有楚剧院、话剧团，其中不乏名家。
在这里，舟舟很招人喜欢。他从不打扰乐队排练，还帮乐队整理座椅、器材，见谁都叔叔阿姨甜甜地喊。
舟舟也热爱表演，常在交响乐团、楚剧院、话剧团中四处串门。放下在交响乐团挥舞的铅笔，他跑到楚剧院，化妆师就为他画上脸谱，有时，在话剧团，演员们教他朗诵屈原的《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虽然舟舟在剧团内生活得很自在，但拍摄起来挺不容易，多数时间他都在毫无目的地“漫游”。摄制组只好每天跟着他一起漫游。因为身体原因，舟舟每天会不停地上厕所，为了防止他身上价值8000美元的微型话筒掉进马桶，摄制组的人陪他拉屎、撒尿，再细心地为他系好衣裤。
值得松一口气的是，舟舟一点也不在意摄像机，即使摄像机顶着他拍摄，他也当面前是一团空气，画面生动、自然。
在剧团内，和舟舟关系最好的一个人叫刁岩，是一位小提琴手。拍摄期间，刁岩听说德国杜伊斯堡交响乐团来武汉演出。他骑着摩托，带舟舟定制了一套黑色燕尾服和领结。刁岩请求乐队指挥布鲁诺·威尔，让舟舟在演出结束前的最后几分钟上台指挥乐队，被断然拒绝。但是，武汉歌舞剧院的指挥梅笃信答应了刁岩。
一场指挥结束以后，他让乐队配合舟舟，演奏了一曲《卡门》。舟舟蹦蹦跳跳、手舞足蹈的结束演出后，梅笃信对拍摄人员说，“他没有外界的功利，直接能领会到音乐里的东西，所以有时他手舞足蹈，忘乎所以。”这些，后来都被剪进了纪录片《舟舟的世界》中。
1998年5月16日，《舟舟的世界》在湖北卫视播出。随后，中央电视台将片子增加7分钟，分为上下两部，在国际频道播出，随即，德国、法国等国的电视台又买下了这部片子的播出权。
舟舟的父亲胡厚培开始接到一些电话和信件，大多来自其他唐氏综合征患者的父母，向他讨教教育舟舟的方法。那时，胡厚培只是为人们关注到了唐氏综合征患者而高兴，他并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的智障儿子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整个家庭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制造“天才指挥家”
拨通电话前，刘小成花了4个月的时间，为舟舟寻找愿意合作的乐团。最初他找了4家乐团，均被拒绝。最终，中国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答应了，“我们就陪舟舟玩玩吧，他比划他的，我们演奏我们的。”舟舟的父亲回忆了当时乐队成员的想法。
1999年1月22日，演出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幕。舟舟被安排压轴。在现场的胡厚培和刁岩都很紧张，他们觉得舟舟表演指挥动作没问题，但最担心他能否顺利起拍子。演出前，舟舟突击练习起拍子，就花了四天的时间。
但21岁舟舟一点都不紧张，冷不丁冒出一句，“会有人给我献花吗？”
舟舟指挥的第一首曲子是《瑶族舞曲》。他的手抬起，稍做停留，一抖，起了拍子。胡厚培悬着的心彻底放下。当舟舟收住指挥棒，乐曲戛然而止那一刹那，在场的外国使节，纷纷站起，掌声一片。舟舟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又指挥了一曲《拉德斯基进行曲》，人群沸腾。
按惯例，邓朴方应该先上台祝贺演出成功，但此刻，他把轮椅转向了乐池，对乐手说，“谢谢你们圆了舟舟的指挥梦。”
那场演出之后，大量报道将舟舟冠以“天才指挥家”“音乐奇才”的称号，武汉市残联甚至提出为舟舟在市民广场塑一座铜像，但被胡厚培谢绝了。
质疑的声音当然有。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在《音乐周报》上反对将舟舟称为“天才指挥家”，她说舟舟的指挥不过是一种舞蹈。但大众更愿意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更何况宣传的主流声音如此大张旗鼓。每个人都认定，舟舟虽然有智力障碍，但他同时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音乐天赋。常识被弃置一旁，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被迅疾淹没。那时，电视台和纸媒是强势媒介。那年2月，一家叫做腾讯的创业公司才刚开发出QQ，正因找不到盈利模式而焦躁不安，并没有什么渠道能像如今这样众声喧哗。舟舟作为天才指挥的符号迅速定型。
“我知道有一些音乐界的人非常反对舟舟，排斥舟舟，但在舆论都在夸舟舟，邓朴方都支持舟舟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发出声音的能力。”多年之后，78岁的胡厚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从一开始，我心里就非常清楚舟舟不是天才指挥家，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乐感很好，他的表演很有感染力。那时，铺天盖地的报道都在夸舟舟，舟舟到哪演出都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不想破坏这个气氛。”
无论是对当年21岁的舟舟，还是现在40岁的舟舟来说，智商只相当于3岁孩童的他都一定无法理解“猎奇”“同情弱者”这些词汇复杂的内涵，更不能理解关于自己的种种争议。在他的世界中，只是看见从1999年那个春天开始，鲜花、掌声、关注和欢呼汹涌而来。
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和3万美元
现在，舟舟的排练方式不过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CD机播放交响乐，独自练习，多少显得落寞。没人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带着他到处参加活动和演出的刁岩叔叔，迄今为止，已经有17年，他们再未相见。
2000年5月，一场“爱心大使之夜——中国特奥慈善晚会”的演出，让胡厚培与刁岩的之间出现了一条隐隐的裂缝。这场晚会与1999年保利剧院的演出一样，中国残联依然是主办方之一。只是，演出地点变为人民大会堂，毛阿敏、刘德华、施瓦辛格也与舟舟同台演出。
多年之后，胡厚培回忆说，刁岩的女儿在美国，但没有绿卡，他想借着舟舟名义让自己顺利出国，再想办法取得绿卡。这件事，直接导致了胡厚培与刁岩的决裂。如今，刁岩已经赴美生活，与乐团的老同事都断了联系。留下的一个旧手机号码也无法联系到他本人，没人知道，当时情况到底是否真如胡厚培所言的那样。
2000年，胡厚培带着儿子舟舟还是去了美国演出。这一次，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组织的集体访美。由邓朴方带队，陈鲁豫担任主持人。演员除了舟舟，还有其他28位残疾人。其中包括邰丽华，五年之后，她在春晚演出《千手观音》，变得家喻户晓。
正式访美前，2000年8月29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世纪剧院组织了一场汇报演出，江泽民到场观看。在胡厚培事先的多次嘱咐下，舟舟在演出结束与江泽民握手时，从兜里掏出一个蓝色的小本子，江泽民为他签了一个名。
在胡厚培心中，那次访美演出是舟舟最辉煌的顶点，演出在卡耐基音乐厅，与舟舟合作的是美国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辛辛那提交响乐团。胡厚培自己做了一辈子低音提琴手，做梦都不敢想象自己能在世界顶级音乐厅演出，而他的智商只有30的儿子却做到了。
“美国的乐团也不介意舟舟不是专业的指挥，他们有经济上的考虑，一场演出会支付给乐团3万美元。”多年之后，胡厚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出了当时的状况。而舟舟本人并不在意乐队的来历，也不在意卡耐基音乐厅所象征的身份，他更在意的是这次演出后四处旅行的快乐，在博伊斯市，舟舟与一只大狗交上了朋友，在爱荷华州前州长家里，美国牛仔带着舟舟纵马驰骋。
拄着拐的演出商
40岁的舟舟在看电视，他趴在一个距离电视机不足50厘米的柜子上，认真地看《新闻联播》。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每天必看。天安门出现在电视机里，舟舟说，“这个地方我去过。”
2011年，舟舟来到北京生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给舟舟每月1000元工资。他和父亲住在惠新东桥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大院里，房间十余平方米，床是上下铺。
这时，舟舟已经成名两年，变得不太爱在北京逛街，因为太多人找他签名，他懒于应付。偶尔出门被要求签名，他会说，“我不是舟舟”，尽管因为唐氏综合征的原因，他的表达总是有点支支吾吾。
那时，舟舟的妹妹张弦刚上大学。这一年，胡厚培和妻子将主要精力花在料理舟舟演出事务上，对张弦疏于关心。如今提起，胡厚培心生愧疚。
那时，舟舟虽然有名，但还没有为家庭带来多少钱。舟舟的母亲张惠琴已经身患胰腺癌7年，她与胡厚培那时的工资负担化疗费用捉襟见肘。她为了给女儿张弦交大学学费，咬咬牙少做了一次6000元的化疗。她的家在一栋筒子楼的7楼，身体愈发虚弱，张惠琴爬楼越来越吃力。
胡厚培开始为舟舟私下接演出。演出都是演出商主动找上门，会给舟舟在安排好包括乐队在内的一切。那时，一场演出的出场费最高时能达到3万元，一个地方常可以连演几场。
舟舟的一场演出，演出商的筹备过程是这样的：先去找文化厅拿批文，再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跑票”，所谓“跑票”，是指推销这场演出，让对方单位购买集体票。舟舟的演出商们大多也都是肢体残疾人，跑票和拿批文极顺利，当他们拄着拐杖，出现在各部门领导的办公室时，对方通常难以拒绝。更何况还有舟舟的名气加持。
那几年，演出商为舟舟安排的合作乐团，也大多是当地最好的交响乐团。舟舟每到一个城市演出，地方政府的官员大多也会来观看。
虽然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没有明文禁止胡厚培私下给舟舟接演出，但在胡厚培个人的感受中，团里的领导一直对此事不那么赞成。
2002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提出给胡厚培家在北京四环买一所房子，被他拒绝。“拿了这个房子，便会受制于人，就不能给舟舟私下接演出了。”胡厚培回忆当年的想法，显得很实际。进而，他提出自己还是要在武汉生活。最后，方案变成了另一种：胡厚培自己出十多万，在武汉付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的首付，艺术团负责还按揭，每月2000多元，一直持续五年。
舟舟交响乐团
“一个交响乐团最少的配置是43人，28人的乐团连‘微型’都算不上，对外宣传说是大型演出，这不蒙人吗？”胡厚培很气愤，“他们这是在败坏舟舟，也是在败坏他们自己。”胡厚培再一次中止了合作，连续两次与人闹翻以后，“舟舟交响乐团”无人接盘。时年67岁的胡厚培，决定自己干，即便他一辈子都没有经营过任何公司。
2008年，胡厚培接手乐队的第一年，他就赔了不少钱。上半年，南方雪灾，演出大巴和运乐器的卡车无法出行，下半年赶上奥运会，500人以上的演出都因为安全问题的考量被叫停。
这一年，舟舟30岁，回武汉生活已经两年，和北京的生活相比，朋友少了很多。那时，胡厚培和舟舟常待在家里，两人大眼瞪小眼，舟舟会对他说“无聊！”
胡厚培又将“舟舟交响乐团”苦苦支撑四年，他经营乐团的底线，是乐队人数不能低于43人。但是乐团一直赔钱。那段时间，舟舟演出的收入来源有两类：一类是走穴，合作乐团由演出商安排；另一种是在舟舟演出时，胡厚培自己提供乐队。前者，胡厚培可以挣到钱。后者，他总是赔钱。那几年，他不得不用前者的收入补贴后者的亏空。
直到2013年，舟舟走穴的收入急剧减少，乐团实在无以为继。这一年，那些拄着拐走进政府机关的残疾人演出商，也开始品尝到少有的冷落，反腐风暴席卷而来，“官员们用钱谨慎了。”胡厚培说，“之前，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拒绝舟舟的演出，现在有了。”
如今
即便舟舟自己并无法感知周遭的时代变化，但他的个人机遇确实随世事变迁而起伏。
乐团关闭以后，舟舟去了北京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一家成立于1992年的民营艺术团。
在心灵之声，舟舟的演出条件几乎是走红之后最差的。由于请交响乐团的成本高昂，心灵之声有时用民乐队代替，有时不请乐队，让舟舟听CD机，对着空气比划指挥棒，更甚的时候，让舟舟跟着音乐表演“小苹果”。这些事让胡厚培很心痛。
2016年，胡厚培带舟舟离开了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同一年，为舟舟签约了深圳点亮生命残疾人艺术团，这个乐团愿意为舟舟组织有交响乐队的演出。但对于40岁的舟舟而言，指挥交响乐队这件事，没有那么重要，甚至还比不上有人陪他玩。心灵之声的演出条件虽然糟糕，但在那里，舟舟过得快乐。刚到深圳的一段时间里，舟舟非常孤僻，多数时间自己待在房间中，甚至一周也不会出门一次，直到后来他交到了新的朋友。
只是，舟舟现在的演出，也不常有交响乐团。今年4月16日晚上，广州白云区一个山庄中，一场慈善晚会正在举办。舟舟在现场指挥了一场大合唱。台上，舟舟挥舞指挥棒，台下一百多人在合唱一首红色歌曲。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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