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汉朝皇帝，还是曹操、孙权这些乱世枭雄，他们在处理豪族问题时，都有一个由对抗转向妥协的过程。豪族与国家争夺人丁和土地，是国家必须要打击的对象。但是国家虽然可以暂时的抑制豪族增长的趋势，却不能完全消灭这股势力。到了后来豪族开始掌握庞大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国家则不得不寻求与豪族进行合作。国家与豪族之间关系的发展是一个矛盾而曲折的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在魏晋之后还要一直持续下去。
一、豪族问题的产生
西汉自汉武帝之后，随着国家连年对外征战，沉重的賦税使得大量小自耕农破产，他们的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他们自己则成了依附大地主的奴婢。虽然在秦朝以前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大地主的依附，但是当时这种依附关系并不强，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武帝之后，大地主的势力开始不断壮大，他们开始逐渐有能力吸收更多的依附民，此时的史书上就开始用豪民来称呼这些大地主了。此后，“豪族“豪民"之类的词在史书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可见在汉朝，豪族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社会问题。
二、汉朝的人身依附关系发展
汉朝人身依附关系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这个时期人身依附关系还不是很强，豪族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国家可以用徙陵（陵邑是指以帝陵为中心，迁徙外来人口护卫和供奉皇帝园陵而设立的特殊行政区域。陵邑的设立与徙民政策紧密相关，徙民陵邑成为设立陵邑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徙民陵邑作为西汉一种特殊的制度，从西汉建立到景帝末年的几十年间，其对汉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等政策来加以遏制豪族势力的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西汉末期到东汉光武帝初年，这个时期的豪族已经有足够能力来吸附更多的流民，而且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国家已经很难对他们采取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三阶段是光武帝之后的东汉时期，这时的依附民与地主已经不是简单奴役关系了，相反，这些依附民已经融入到了豪强地主的宗族体内立豪强地主的经营方式也已经发展成了田庄模式。豪族阶级也因为世代经营变成了世家大族，他们已经可以主导州郡的行政运作。
两汉时期，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增强，政府对豪族的控制力是逐渐下降的，政府虽然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抑制豪族势力增长的势头，但是却不能改变豪族势力增长的现状。
三、曹魏政权建立过程中，对世家大族政策的转变
世家大族在汉朝已经经历了400年的发展，这400年积累的影响力，不是曹操一个人能对抗的。当曹魏政权在政治上要迈出最后一步时，就不得不承认世家大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不是曹操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曹操"。曹操起初采取的是与世家大族对抗的政策，兖州之战与官渡之战都是他与世家大族之间爆发的战争。但是曹操在与世家大族对抗的同时，又不得不去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他“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要吸引世家大族进入自己的阵营。而曹操晚年为了封王，他的几子曹丕为了称帝，都必须要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也因此，曹操晚年之后，曹魏政权的执政方针就开始向这些世家大族的政治诉求靠拢。
四、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
孙策在入主江东时，因为屠杀江东的世家大族使得孙吴政权在当地很难得到支持。所以孙权继位后大量启用北方流亡士人，但是这也使得日后孙吴政权的发展陷入了瓶颈，尤其是上游军事统帅在集团内部已经很难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江东士族中选拔人才。但是江东士人是不情愿和孙权合作的，而陆逊的出现正好为孙权打开了与江东大族合作的突破口，陆逊既有江东大族的背景，又不像其他出身大族的士人那样桀骜不驯，再加上陆逊本人又是一个将帅之才，这也就给了孙吴政权江东化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丞相的位置又经过孙邵的过渡交到了江东士人顾雍的手中。陆家、顾家在孙吴政权出将入相，东吴政权的江东本地化也就水到渠成了。完成了政权江东化，孙吴的根基才算真正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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