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响，玉鼓催，王登九重”，这句话描绘的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80岁生日庆典的场景。万寿大典中，一套纯金制成的编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16枚一套的金质编钟，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清廷覆亡后，金编钟也开始了它坎坷悲惨的命运。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内中包括有金编钟、金册等珍宝，其中金编钟抵押40万元，金册等抵押40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就这样，乾隆皇帝铸造的这套用于国家大典和作为强盛帝国标志的金编钟，被逊帝溥仪典押，以解决其被逼出紫禁城后生活的窘迫和财力的不足。
得到这批奇珍之后，盐业银行立刻改动账目，将这笔财富转变成银行的账外资产。出于安全考虑，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而当时占据北京的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觊觎垂涎。北京政府军阀头子张作霖就曾遍寻金编钟的踪迹，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占领北京，也各处探寻金编钟的下落，不过都是徒劳无果。
1935年后，日本进一步侵占华北，国难当头。盐业银行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金编钟面临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的危险，只有再次转移才能保障安全。
为了不让金编钟落入日寇手中，陈亦侯想到了好友——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经与胡仲文商议，金编钟放进密室之后，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以掩人耳目。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日本人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搜找，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孔祥熙、军统局长戴笠等都来打听金编钟的下落。面对他们的威逼利诱，陈亦侯、胡仲文始终严守秘密，不为所动。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城。1月18日，胡仲文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中共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当年典卖出宫的珍宝共4000多件，其中有2000余件在流离失所中遗失或被经手人拐卖出国，唯有经陈亦侯和胡仲文保护下来的金编钟等珍宝重新回到了故宫的怀抱。
从1954年起至今，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见证着自它诞生以来200余年的风风雨雨，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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