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的親筆信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在陝西志丹縣中央機關簡陋的窯洞裡，親筆給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寫了一封信。
毛澤東寫完信之後，特派一位風度翩翩、才華橫溢的年輕密使帶著他的親筆信，前往西安拜謁楊虎城。其信件原文如下：
虎臣先生（即楊虎城）勳鑑：
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 …… 目前日本進攻綏遠，陝甘受其威脅。覆巢之下，將無完卵 …… 全國各派聯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若秘密之聯繫，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於先生者也。茲派張文彬同志奉誠拜謁，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盤之策劃。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 …… 具體辦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聯絡等事，均囑張同志(即張文彬)趨前商訂。專此奉達，不盡欲言。
敬頌
公祺
毛澤東
八月十三日
毛澤東派遣的密使就是他親筆信中所說的張文彬同志（又名張純清），時年26歲，平江縣浯口鎮西江人，後來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廣東省委書記，於1944年犧牲於國民黨獄中。
張純清烈士故居
二、中共中央秘書長
在毛澤東向楊虎城寫這封信的10個月之前，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抵達陝甘根據地，12月7日至25日，在陝西省安定縣城瓦窯堡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瓦窯堡會議”。此時，張文彬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摘自《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成為中國革命指揮中心的一名得力的高級領導幹部。
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恢復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直接受中共中央秘書長張文彬領導，處長是王首道（摘自《楊尚昆初掌中央辦公廳》）。秘書處的工作主要是為中央首長服務，是黨中央的“內管家”。在這期間，張文彬實際上同時負責毛澤東的秘書工作。他在毛澤東的身邊親聆教誨，獲益匪淺。
瓦窯堡會議制定了黨的策略路線是“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的策略路線，使之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決定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在張、楊部隊開展統戰工作，以促成張、楊部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瓦窯堡會議舊址
在對楊虎城開展統戰工作方面，毛澤東曾在1935年11月就派遣密使汪鋒潛入西安，建立楊虎城與中共方面的秘密聯絡。所以毛澤東在1936年8月的信中說“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毛澤東寫這封信時，正值日本準備侵佔綏遠，如果日本控制了綏遠，就構成了對華北、西北的包圍態勢，就獲得侵入華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在這種緊迫情況下，毛澤東加緊對楊虎城西北軍的統戰工作，爭取儘快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於是，派遣曾擔過任他秘書、深得他信任的張文彬出任聯絡楊虎城的密使。
從信中的“茲派張文彬同志奉誠拜謁，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盤之策劃……具體辦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聯絡等事，均囑張同志趨前商訂”這些話語中，足可看出毛澤東對張文彬的信任和器重。
張文彬烈士
張文彬懷揣著毛澤東給楊虎城的親筆信，肩負著對西北軍進行統戰工作的使命，與隨行的報務員、交通員等一起，帶著電臺、滿懷信心地踏上了前往西安的征程。
三、與楊虎城密談
8月26日，張文彬抵達西安，受到楊虎城部的友好接待。其時，在楊虎城身邊擁有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特別是楊虎城的憲兵營內，成立了中共秘密支部。該營營長金閔生，副營長謝晉生等都是共產黨員。
中共密使張文彬到來後，楊虎城囑咐憲兵營嚴密保護，將他從西安綏靖公署交際處接到憲兵營副營長謝晉生家中，令謝嚴加保護。謝晉生深知此事責任重大，精心安排張文彬的住處。謝晉生的家共有三進房，第一進房住一個兵排，白天設單崗，晚上設雙崗。謝晉生和家屬住第二進房，張文彬等住第三進房。可謂周密安排，層層保護，萬無一失。（摘自《千古功臣楊虎城》）
8月30日晚，楊虎城先派其機要秘書王菊人與張文彬見面，並進行了正式談話。其時，由於楊虎城感到近期形勢緊迫，急於與中共方面洽談，要與中共方面就有關建立軍事聯絡、建立秘密交通站、互不侵犯、前線地區通商等問題交換意見，因而對中共所提出的初步實現雙方協定表示“完全同意”。
9月6日晚，楊虎城出面會見了張文彬，“二人密談約二小時，結果尚好”。楊虎城“對中共所提各項均接受，並談及其他有關問題”。翌日，根據與楊虎城商談的結果，張文彬又“與王菊人、崔孟博（共產黨員，時任陝西省政府科長）二人更具體商定各實行辦法”。最後，經過商議，雙方達成了“抗日合作口頭協定”。
楊虎城將軍
張文彬與十七路軍“抗日合作口頭協定”的具體內容如下：
（1）互不侵犯。雙方各駐防地取消敵對行動；楊部負責抑制地方民團活動，不在原蘇區及原有革命組織的地方建立保甲制度；不摧殘革命組織，改善軍隊紀律，密切與群眾的關係。
（2）取消經濟封鎖。設專門的貿易站，在十七路軍掩護下保障蘇區貿易流通；不禁止民眾的自由通商；蘇區不禁止民眾供給十七路軍駐軍的糧食、草料等必需品的購買。
（3）建立軍事聯絡。雙方的軍事行動要事先通報，楊部除將本部所屬行動通報外，並向紅軍提供南京等各方情報；有關雙方糾紛問題，均經雙方磋商解決。（摘自《張文彬給毛澤東的報告1936.9.8》）
這次會見所達成的口頭協議，充實了楊虎城與中共雙方以往達成的幾項合作原則，使雙方的合作更為具體，合作的統戰關係日益密切。這次會談以後，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留駐西安，代表紅軍方面與楊虎城和十七路軍保持聯繫。為避免國民黨特務們的注意，便於開展工作，楊虎城還任命張文彬為十七路軍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
四、建立紅軍秘密聯絡站
張文彬與楊虎城會談，達成口頭協議之後，雙方頻繁互動。張文彬初到西安時，因電臺尚未建立起來，楊虎城部有關於蔣介石重要的軍事部署，便口頭告訴中共代表張文彬，然後由張文彬轉告中央。後來，為加強彼此的聯繫和交往，張文彬經過一番努力，建立了秘密聯絡站，中共與楊虎城之間的聯繫便更加順暢起來。
據當年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成員徐彬如在《深切懷念張文彬同志》一文中回憶，當時從西安到中共中央之間有兩條秘密通道：一條是紅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之間的秘密通道；一條是紅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之間的秘密通道。
張文彬管的是紅軍與西北軍秘密交往的這一條路線。雙方之間的聯繫交流和物資運送，都是通過秘密聯絡站來進行的。張文彬抵達西安以後，就積極著手建立秘密的紅軍聯絡站。他根據當時現實條件，認真選擇站址，物色人員，擬定製度，籌措資金等，很快就將紅軍的秘密聯絡站建立了起來。
據徐彬如的回憶，當時在張文彬的具體領導下，西安紅軍秘密聯絡站不僅建成速度快，而且建立的地址也極為隱蔽。該聯絡站是設在國民黨“剿共”軍隊軍官家屬住的一個大院子裡。這個院子歸西北軍憲兵營管轄，因憲兵營的營長、副營長都是共產黨員，所以聯絡站受到西北軍憲兵營的關照和保護，比較安全。
紅軍秘密聯絡站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接送過往的地下黨和紅軍幹部；另一主要任務就是轉運各種物資。陝北不少軍用物資、醫療器械、藥品和其他生活用品等緊缺物資，大都由聯絡處經辦從國統區購進運往陝北，就是通過西安紅軍秘密聯絡站這一渠道運輸的。
由於紅軍聯絡站一切行動都是在秘密狀態之下進行，因而一有過往人員接送或重要物資轉運的任務，都是在夜裡出車。紅軍秘密聯絡站運輸物資的車輛都是早晨4點鐘就要開出西安。當時，張文彬對紅軍秘密聯絡站的工作十分重視，認真過問需要裝載物品的種類、數量，並仔細檢查每一件東西、每一封信件，直到該裝車的都裝上了才休息，所以他經常工作到深夜。
後來，紅軍又在西安城內新城的北門外七賢莊1號設立了一個新的聯絡處，張文彬也是該聯絡處的負責人之一。
就在這個紅軍聯絡處裡，張文彬與周恩來、葉劍英等都曾經居住過，並經常召集西安中共地下黨的同志一起在這裡分析時局，商討對策，研究問題，為爭取國共兩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嘔心瀝血，日夜操勞。
張文彬（二排右二）周恩來（三排左一）葉劍英（三排右三）
如今，這西安七賢莊聯絡處舊址至今還保存著張文彬於1937年與周恩來、葉劍英等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合影的照片。從這張照片中，既可以見證張文彬在西安的戰鬥歲月，也可以感受到周恩來、葉劍英與張文彬等戰友的真摯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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