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将军
本文由陈铭枢侍卫欧阳蓬口述、 张九皋记录整理
陈铭枢于1928年夏秋到北海（之前属于广东），在北海盐务支处大楼(原党校旧楼)居留。盐务支处处长是许锡清(南康人)，我当时大约十八岁，在处内做工。许处长让我照顾陈先生的起居，因而对陈铭枢逐渐熟稔而有亲热感。
陈在北海居留约月余便往广州就任广东省主席。1928年十一月底，许锡清处长忽然通知我往广州跟随陈先生，原来是陈由广州电报指名召我上去的，我又惊又喜，许处长亲自送我去搭船。抵达省城后，我做陈先生的随从(上士衔)，就是跟入跟出，招呼佢的起居饮食。
1929年春3月，陈铭枢、朱光珍夫妇带同他的秘书钟喜赓和我一行4人取道香港准备前往上海。抵港后起初住在跑马地周敏初(李耀汉任广东省长时期的财政厅长)家，数天后我和钟喜赓两人搬入“英皇酒家”三楼，各开了一个房间；平时陈先生也在此酒家内接见各方来客。“英皇酒家”是当时香港最豪华、最高级的酒家，高达七层，有升降机上落，四层以上多是西人居住，一般中国人难得入住。
我们搬入“英皇”的第二晚，睡到半夜约一点钟，忽然一阵警笛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以为有贼抢劫，走出阳台往马路一看，不见动静，又放心回房睡觉。躺下床又闻警笛声大作，房外人声嘈杂，出门一看，原来酒家失火了，烈焰浓烟从楼下升腾上来，大火瞬间就烧到我们所住的三楼，烟熏入房内。匆忙中只披了一件绒褛，连手枪也来不及带就冲出门，朝升降机奔去。我刚入升降机铁笼，笼门就关上了，这时我忽然见陈先生从楼道朝我奔来——我完全没想到平时在跑马地住宿的陈先生夫妇，今晚也在“英皇”过夜。
这时烟火燎人，升降机的铁笼门不待打开便下降了，眼见陈铭枢转头走入房间去。我在升降机内被大火一直烧到楼下铺面，等笼门一开我就冲到大街上去。我回头朝酒家楼上一望，见陈铭枢已走上阳台。我正为他安危而急得无计可施之时，恰好消防队赶来了，我赶忙叫他们把一块大帆布张开在阳台下面，十几个人紧紧抓住帆布边缘，对陈铭枢大叫：“陈先生，帆布牵好了，你快点跳下来吧！”只见陈先生从阳台上纵身往外一跳，十几个人手牵的帆布承受不了他身体的冲击，虽可免于一死，但在触地时一只脚却折断了，我急忙上前去搀扶他起来，把他扶到马路对面骑楼底下。他焦急地问；“太太呢?”过一会又问：“钟秘书呢?”我安慰地连连应着“就来喇，就来喇!”
陈铭枢将军的夫人朱光珍。本图由陈将军孙女陈小涟女士提供，家藏照片。
本图由陈将军孙女陈小涟女士提供，家藏照片。
就伤势来说数我最轻，只烧伤了头部，烧掉了一些头发和眉毛；伤势最重的是钟喜赓，我扶他上车时，他只是微微地喘气，入院时医生检视他的伤情，天灵盖已撞碎，额上有一个很大的创口，血浆溢出，我连叫几声“钟秘书”他都没有回答，显然已伤重身亡了。
陈铭枢夫妇被安置在一间病房内，他夫人朱光珍经检查有几根肋骨折断，伤势也不轻。他们包扎伤口后我入房去看望，陈铭枢急着问：“钟秘书怎么样了?”我照实说：“钟秘书已不行了!”陈先生显得很悲痛，让我马上发电报到广州，通知钟喜赓在广州的两个弟弟赶来香港，料理后事。
喜赓死后我曾叮嘱护士在其遗体的自裹布上写上名字，以便钟亲属容易辨认。第二天晚上钟的弟弟喜悼喜盈赶到香港，我带他俩去硷房认尸，谁知那护士却不曾在尸布上写名字，我们只好全部翻检殓房内十几具尸体，逐一解开裹尸的白布，才找到钟喜赓的遗体。
入院十天后，香港政府开会研究“英皇酒家”失火起因及善后处置等事宜，叫我去参加，叙述目击失火情形。火是从地下烧起来的，很快就烧透七层楼，火光蚀天。据统计这次失火，当场烧死七个人，都是外国人。港英当局问我有什么损失，要我去认领行李，因为被烧后的“英皇酒家”内的行李都集中起来了，堆积如山。
我说我们没有什么行李，当然也就没有去认领。其实我和钟喜赓都有一支左轮手枪，每人几十发子弹，如果经火烤子弹爆炸还会伤人，我们因仓促逃命，枪和子弹都来不及取走，这个情况我就不便说出来了（因为按港英当局规定，我们不能携带枪支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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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兄弟同袍如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消遣他，给他取绰号“阿跛”，流传到民间，结果全省人都开始跟着叫他啊跛。
有次他到中山大学给学生演讲，训话间隙停顿，全场静候时。有几个调皮的附中生路过，从窗外探头进来看，见是他便冒失问：“阿跛，讲乜嘢（你在讲什么）？” ……他自己先笑起来。（连阳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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