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臨摹較之古代來說，共同之處在於技巧獲得與歷史傳承，但也有一些變化。現代科技發達，書人所能見到的碑帖較之以往更加多，一般愛好者即使沒有拓本真跡，卻可以通過複印、掃描、照相和數碼等技術擁有古人見不到的資料。古人不可能享受到這些福祉——碑帖流傳很大程度上依賴臨摹水平高低。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如今只有摹本流傳，而以馮承素摹本最為精妙。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字裡行間透露出的是唐法而非晉韻，卻依然可以感受到“書聖”筆跡流美的風姿。如果沒有這些精妙的摹本，歷史中諸多碑帖只能是一種傳說，會常常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懸案”。
在具體操作中，臨摹常碑劃分成格臨、對臨、背臨、實臨、意臨、通臨和空臨等，有時難免容易混淆，格臨、對臨是一種階段劃分，意臨和實臨乃方法區別，換句話來說，實臨即是無我，意臨則是有我。實際上，無我並不是真正完全沒有自我，而是儘量重視原貌，意臨則貫穿了強烈的自我意識。要做到忠實原貌，難度很大，而要做到時時成功透露自我意識，又不失原碑帖要旨，更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意臨並非隨意、肆意或任意，而是意與古會，精神上的默契與共鳴。
就臨摹本身來說，每個書家理解角度各有差異，同樣是學顏魯公，結果則出現各種不同風格，原因在於理解上的差異側重，各有所持。但有一點不存疑義，歷代眾望所歸的書法大家都是臨摹高手，方法不同，殊歸同源。筆者遴選若干書家臨摹作品，談一些粗淺的認識，希望對於初學者有少許啟示作用。
《湖州帖》
《湖州帖》（圖一）有些版本的字帖蒐集時認定為顏真卿所作，有的則認為乃米芾之作。此帖末署有“真卿”者，但筆者傾向於認定為老米之作，從氣息與筆法方面可以感受到這一點。米芾對顏楷看不入眼，認為“真入俗品”，行書有“篆籀氣”，米芾草書境界並不高。綜合來看，可以認定是米臨顏本。如果單純地從臨摹角度來看，不難看出米芾超人的技巧，幾可亂真，從而多有訛傳。除此之外，傳為王獻之所作《中秋帖》同樣也是米芾的“惡作劇”。米芾臨摹技巧高超，形神皆備，以“集古字”的方法而“壯歲成家”，成為一代宗師。
林散之臨李邕《麓山寺碑》
林散之對於臨摹非常重視，他曾將作多臨本贈予弟子後學，加以勉勵，其意自明。筆者曾見過數本林老臨本真跡，多以通臨為主，裝訂成冊，像《禮器》等漢碑，皆在百通之上。林散之雖以草書名揚天下，實際上，他在楷、隸等書體方面下過很大的苦功夫，尤其十分注重忠實原貌，由形及神。所臨李邕《麓山寺碑》（圖二）皆按原大字跡臨摹，所臨墨跡筆畫厚實，氣息含蓄內斂，林老所用乃長鋒羊毫，難度更大，用筆益加沉鬱頓挫，沒有刻意原碑之殘損斑駁，可以說是還其本來面目。所臨《禮器碑》（圖三）深得原碑神髓，幾乎就是原碑反轉片翻版再現。甚至可以說，林散之隸書成就並不輸於草書，後者成就是建立在前者基礎之上的。起筆輕重方圓，結體轉折處調鋒，撇捺畫收筆，皆十分講究，一絲不苟、惟妙惟肖。
林散之臨《禮器碑》
縱觀書史，意臨居多，但意臨應該是建立在功力水到渠成的基礎之上的結果。米芾在諸多書論中強調“得神”，但是對照其臨本墨跡，無一不是形神兼妙。目前我們已經無法看到這些大家臨摹某種碑帖最初時的面目，只能從遺留下來的墨跡做出有限的判斷，而此時他們已經處於技法高度成熟期了，所以初學者並不能以此為標準。
伊秉綬所臨《張遷碑》
伊秉綬所臨《張遷碑》（圖四）和原碑形貌、氣息上已經有很大區別，具備了魯公端莊開闊、氣勢宏大的格局，勝人處在於成功融合原碑之稚拙天真。《張遷碑》中橫畫波磔少而多平直，伊秉綬則更為誇張，吸收顏楷“橫平豎直”的方法，撇捺畫多以圓轉為主，有篆書筆意，主要通過結字空間分隔變化實現打破平正的目的。如第一列中“二”、“曰”與第三列“然”字形較扁，第一列“月”字形較窄。這些空間分隔變化相對原碑已經是一種突破，也即個人自我意識的體現。何紹基所臨《毛公鼎》（圖五）則淵然有別。結字基本恪守原碑，區別在於筆法變化。因為採用獨特的“鉤腕法”，原本平直的線條變得艱澀，實際上是何氏會意原碑蒼古凝重的另一面。同時代的一些書家批評何氏的臨摹方法，卻不知這恰恰是何氏的過人之處。
何紹基所臨《毛公鼎》
再對照何紹基所臨《毛公鼎》（圖六），初看線條如春蛇秋蚓，細加品味則感覺綿裡藏針、柔中有剛，運筆方法與臨摹隸書如出一轍。由此可見，“鉤腕法”對於何紹基書藝成就確實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何氏汲納百家，成功吸收運用到行書創作中，做到“融將金石到毫尖”。《毛公鼎》素有“草篆”之稱，臨本十分率意天真，意趣橫飛，足見會心不遠。
何紹基所臨《毛公鼎》
個性風格愈是強烈的書家，臨摹時筆下會不自覺地流露出創作風格痕跡，這一點在所難免，妙在得之有意無意之間。徐三庚所臨《天發神讖碑》（圖七）已離原跡甚遠，主要吸收方起尖收的運筆方法，收筆更加誇張，遂成就一家風範。
徐三庚臨《天發神讖碑》
再觀吳昌碩所臨《瑯琊刻石》殘字（圖八），可謂“面目全非”，原碑線條細硬均勻，在缶廬筆下卻變得厚實粗壯，易方為圓，透露出濃肆的《石鼓》筆意，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人書俱老，隨心所欲，非有深厚功力而不能為。實際上所傳遞出的信息是專與博的關係，臨摹要先專後博。吳昌碩一生致力於《石鼓文》，所作無論是行草還是楷隸書，皆見篆意。
吳昌碩臨《瑯琊刻石》殘字
與以上所列諸家相比，王鐸和趙之謙臨摹時所體現出的個人意識更為強烈。王鐸將米芾超邁俊拔的風格進一步開拓，氣勢格局更加宏大。米芾相對二王筆法是一種改良，王鐸則結合顏真卿厚重沉雄的一面，起筆重頓，變化多姿。筆者無意中搜集到了一些不多見的王鐸臨摹米芾書札資料，可以將米芾手札原作（圖九）和王鐸臨作（圖十）對比，發現二者一脈相承，淵源甚深，但已有很大的發揮。最明顯的是章法形式改變，米芾是獨立成篇的手札形式，王鐸則是將眾多手札通臨，變成慣用的長卷，與其說是臨，毋寧說是創作。如果說前文吳昌碩所臨風格大異，但尚注重文字內容，王鐸則拋開這一切，隨意增刪改動內容，無所拘束。
米芾手札原作和王鐸臨作
趙之謙臨《劉熊碑》
趙之謙臨《劉熊碑》（圖十一）與他常見的隸書創作並無二致。這種篆隸書創作結合魏碑筆法，在康有為眼中是“不倫不類”，其實是一種創新精神，非冬烘鄉愿之輩可以理解接受的。通過王鐸、趙之謙的臨作來看，本質上已經從臨摹過渡到創作。就臨摹其它細節，筆者將在《再談書法臨摹》一文中給予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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