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官場的浮沉之間，
[明]張瑞圖 泉南佛國（泉州承天寺）
宋代開始，佛學一度受到知識分子的青睞，成為一種思考人生的方式，也是仕途受挫時躲避現實和慰藉心靈的主要工具。到了明代後期，黨派鬥爭產生的政治混亂，使得禪悅之風在文人士大夫中間再度盛行，也是當時王陽明、李贄等人解放思想及“童心說”研究的重要來源之一。
大環境之下，張瑞圖也受之影響。為官期間，他曾幾度回鄉（福建晉江）休養，期間他除去政務的繁瑣，心境也偶得安靜。為了更好地休心，張瑞圖開始接觸禪學。而幾次的回鄉休養，也正當政治較為複雜的時期，張瑞圖內心產生了巨大的壓力，通過回鄉休養，一是可以避開時亂，靜觀時態；二是休心養性，安定心境。罷官回鄉後，他便全心投入禪學，在東湖創造良好的環境，使其內心追求得到一定的滿足，參禪禮佛，成了他內心的平衡杆。
張瑞圖34歲中舉，1607年赴京參加殿試，名列一甲第三名（探花），登進士，與第二名施鳳來同授翰林院編修，為正七品史官，在京任職。隨後不久，於1610年，正值“東林黨”諷議朝政之時，他告假還鄉兩年，建造了東湖新居，並遷居於此，而此地便在泉州東南城外的東湖北面山麓，築有竹屋小樓數椽，兩樹佇立其間，東邊一屋稱之“晞髪軒”。當然，這兩年期間，雖然與佛學有所接觸，但仕途初起，對禪學興趣，並未上心，只是政務閒暇之時，偶爾為之。1612年他便赴京續職，1614年夏，他奉命至雲南，返途經過福建，便在東湖再居半年。半年間也為他提供了一定的環境，繼續接觸禪學。
隨之，張瑞圖又回京履職，而任職之路並不順利，時政風波不斷，而每次風波再起時，他總是有意躲避，避開政治紛爭。1620年張瑞圖又告假還鄉一年多，而這期間其禮佛參禪已進入狀態，此時他已經52歲，在他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修持的心境。這次告假期間所作的《感遼事作》七言律詩六首，署款為“芥子居士”，而“芥子”二字乃為佛家語。在假期中，他的友人蘇士昌曾遇箕仙授以養生秘訣，返鄉時來訪張瑞圖，說仙人也有度脫瑞圖之意，勸其相從，瑞圖並未答應，乃作詩一篇贈蘇君：“我本孤生士，十年在草澤……去去各努力！”這也表明，在他心中，仕途之心未了，除了對佛學的興趣，別無他念。
崇禎二年（1629），張瑞圖因書碑之事獲“交結近侍”之罪，納資贖為民，之後他便一直居於晉江老家的東湖。張瑞圖已步入晩年，雖然已遠離政治鬥爭的環境，但政治包袱並未真正放下，為了更快解脫這種內心的矛盾，他對佛學的興趣得到真正激發，並以實際活動來參禪，這也成為慰藉內心的一劑良藥。在他41歲告假回鄉所建的“晞髪軒”，後來改作佛堂，亦名“白毫菴”，內敬奉大悲觀世音菩薩，白毫菴附近築有小茅亭，名為“果亭”，這是張瑞圖寓寄修佛果之意。在他的居住之處，以禪為境，營造了佛學意境，顯示出他內心上的需求。“少年不解事，所作業已多。那堪晚來更作，談禪口若懸河。”此境之下，使得張瑞圖內心更加超脫，一番宦海風浪之後，他可達到“終日搔首獨關，終年枯坐空面壁”之境界，不與流俗虛假應酬，自養禪境，多與益友論禪，而更加難以想象的是，他曾有幾度削髮出家之意。
辭官之後的生活軌跡多在東湖，交往方外之士，如古航禪宗、慈雲長老、彥白上人、雪關長老、古拙上人等，都有一定的交往。禪學在他的詩裡也多次體現，如在《贈博山長老詩》中寫道：
博師早聞首，行深德業粹。
真機融背觸，正風超落昧。
晶瑩爍迦羅，萬象無循態……
在佛門裡，張瑞圖得到真正的清淨，慢慢絕緣世俗，充實了他的晩年生活。又如：
雪師眼光爍四天，點簡諸方誰可意。
為我痛下頂門錐，為我掃斷粟荊棘。
解開布袋出家私，亂撒明珠到薜荔。
毫光放自雪山眉，萬里遙輝照篋笥。
便擬裹糧往從之，勘取碑文刊白字。
這首《和雪關師》詩中，道出了他們之間的交往，也把雪關禪師寫得特別神奇。
張瑞圖學書功夫，自幼倍於常人，凡經史古籍，常喜先抄後讀，故而筆力訓練紮實，楷書、行書、草書皆精，其中楷書也得到當時書畫名家董其昌的好評：“小楷甚佳，而人不知求，何也？”而行草書應是張瑞圖書法中成就最為突出的書體。在他的一生中，與禪學的交匯甚多，特別是晚年的書風的轉變，與參禪悟道有著必然的聯繫，他在佛門裡真正得到了清淨與超脫，釋放了內心的自然與從容。
明晚時期的書壇，出現了一批力求革新的書法家，如徐渭、黃道周、倪元路、王鐸、傅山等，他們對帖學的進一步延伸與拓展，融入碑學，對字形與章法進行二度創作，成就了當時書壇光輝的一面，張瑞圖的書法在他們其間，更是個性風格突出，他的“新、奇、異”的書法，為後人創作與審美提供了範式。而這種突出的個性源於他政治經歷，一是通過書法個性表達自己，從而釋放思想；二是為政期間，政治壓力之下，內心的需求，使他開始接觸禪學，對禪學興趣愈發濃厚，從中亦有所悟，併成為心靈慰藉的最佳方式。
因此，這階段的書法創作中，在彰顯個性的書法創作中，也能找到了一些融入禪韻、禪意等禪元素的書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與禪有關的書法內容，如1623年所作的小楷《心經》；1626年春作《觀自在菩薩像》並題《心經》；1627年2月又作行楷《心經》，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在張瑞圖為官時期的作品中，多以行草書出現，行草書體現的個性十足，以簡單的側鋒用筆，突出了方直、尖利等用筆特性，這類作品融合禪意的不多。而能融入禪意的作品多是他的楷書作品，他的楷書成熟較早，主要取法於鍾繇等魏晉小楷，他曾說過：“晉人楷法平淡玄遠，妙處都不在書，非學所可至也。”其中行楷《心經軸》，此幅作品創作內容是佛經，寓行於楷，從容不迫，在寧靜的氣氛中時見了飄逸之致，而字形的自然蕭散又透露出幾分稚拙的意趣，與經文內容顯得十分和諧，這也是禪中取韻的一件佳作。
二是為寺廟題寫匾額及詩文，如為泉州承天寺題寫的“泉南佛國”匾及“承天寺十奇詩”碑。承天寺位於福建省泉州市中心承天巷對面南俊巷東側，又稱月臺寺，曾名為壽寧寺、能仁寺，南唐保大末年至中興初年(957-958)建寺，屢經重修，與開元寺、崇福寺並稱“泉州三大叢林”。1961年6月列為泉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其中於明·天啟六年丙寅（1626）所題的《宋王梅溪先生題承天寺十奇詩》，落款為“天啟丙寅書於湛初上人之無垢軒中果亭居士張瑞圖謹書”，詩刻有4方，原鑲嵌在承天寺廟壁間，現移置泉州市開元寺刷拓部。十奇詩內容分別為《榕逕午陰》《塔無禽棲》《偃松清風》《瑤臺明月》《捲簾朝日》《推蓬夜雨》《方池梅影》《嘯庵竹聲》《鸚山暮雲》《石如鸚鵡》。該題刻以行書書寫，其中也摻入草書、楷書寫法，書風則是張瑞圖成熟的風格，不溫不火，用筆多用露鋒入筆，尖而不薄。此外他所題寫的“泉南佛國”匾，在原有的方折剛勁基礎上，加之用石頭刊刻，其張瑞圖書風更為突顯，但經刊刻後，由於缺失了線條的厚重感，略顯單薄了。
到後期書法，溫潤和諧，超然風塵。再沒有政治紛爭的煩惱，使得他內心漸入佳境，而隱逸生活中，參禪禮佛成為他最佳的生活模式，也是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期間，他拜會了諸多長老，深入禪境，超然風塵，禪家妙悟與靜修也極大的影響了張瑞圖的晚年書法，使得他的書風由凌厲轉向溫潤，化繁為簡，退去了早年的豪邁與鋒芒，轉向率意與平淡。
這種書風的轉型，是在他早年的書法學習的積累和思考的基礎上，加上飽滿的生活閱歷，使得他的書法有了更大的提升。當然晚年的禪定生活也是促使書風成熟的一個重要原因。
[明]張瑞圖 承天寺十奇詩碑
從張瑞圖的參禪人生分析，早年的偶參禪意，只是一種心理傾向，通過最直觀的寫經模式體現，而晚年的張瑞圖則以禮佛實踐，悟得禪理，同時也在禮佛過程中，書法也參入其中。晚年作品中涉及佛家的不在少數，泉州地區的寺觀多有他的書法題字，如花橋宮有“真人所居”匾、通淮關岳廟有其“充塞天地”匾、開元寺的“香積堂”，晉江市安海鎮龍山寺和南安市雪峰寺的“法界藏身”；福州鼓山湧泉寺藏有他的真跡，廈門市同安區妙建庵也有他題寫的“妙建庵”等。這階段，他的書法已漸入佳境，進入了成熟期。
[明]張瑞圖 白毫庵
其中，“白毫庵”則由張瑞圖於明天啟庚午（1630）自題的。白毫庵，在晉江南門的東湖之濱，湖中有蓮花嶼小島，島上有湖光塔，十里平湖，煙波縹緲，恍若仙境，庵內供奉觀音，因有石鼓玲瓏剔透，每夜毫光燦爛而得名。原庵宋末元初毀於兵火，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鄉紳張德儉為其從妹月華而重葺。晚明，張瑞圖青少年時就讀書於此，自號“白毫庵居士”。天啟六年（1626），張瑞圖請旨重修白毫庵，並於天啟庚午親題“白毫庵”匾及“崇德”兩字，鐫於牆。“白毫庵”三字以行書書寫，結體碑帖結合，線條圓潤厚重。此外，在泉州遺存著一些由張瑞圖題寫的碑聯，但沒辦法考究書寫時間。如泉州慈善公所花橋宮題匾“真人所居”也是張瑞圖所書，花橋宮位於福建泉州市中山路塗山街。花橋慈濟宮始建於宋紹興年間（1131-1162)，祀北宋泉州名醫吳本(9791036，字華基、號雲衝，閩臺尊稱吳真人、大道公、花橋公、保生大帝)。據史志載，其一生“以醫名天下，以濟人救物為念，而義不取人一錢”，“業醫無貴賤，按病授藥，如矢破的”，花橋為其生前行醫故址。據說，清末曾經在花橋慈濟宮周圍的四條街發生火災，附近房屋全被燒燬，唯獨花橋慈濟宮安然無恙。虔信者認為是張瑞圖“號二水”水神的筆跡嚇退火神。此宮雖經過多年曆代整修重建，但張瑞圖所題的石匾字跡仍然保存完好。“真人所居”四字，字字獨立，風格又和諧統一，點畫平和，字形開張，刊刻之後線條更顯厚重圓潤。
[明]張瑞圖 真人所居
又如惠安嶺頭古寺還保存著張瑞圖題的“從間思修大士何曾出世,發戒定慧眾生各自開堂”楹聯一對。惠安嶺頭古寺原名蓮花庵，建於唐貞觀年間公元638年,崇奉釋迦牟尼佛，至今有1378年曆史。張瑞圖所題對聯以行書表現，楹柱不高，以雙行形式體現，書風也是張瑞圖成熟字體，簡約厚重，結字對比強烈，大小不一，亦不失協調，題款為“白毫庵瑞圖”。
還有，在通淮關岳廟也保存著張瑞圖所書“充塞天地”等巨幅名匾，通淮關岳廟位於泉州市鯉城區塗門街，俗稱塗門關帝廟，主祀關羽，民國三年 (1914)增祀岳飛，故改現名，是祭祀文(孔子)武(關羽)聖的著名古蹟。此匾題寫，較為特殊，落款改變在右邊的習慣，當然這也可能是刊刻之人所調整的。“充塞天地”四字，蒼勁大氣，在張瑞圖翻折，犀利的露鋒中，在這裡很難找到，四字的用筆雖較其經典作品有一定的區別，但結體造型，則清楚地展示了張瑞圖書風，如“充”字，中宮收緊，最後一筆大膽開張。用筆多橫掃，率意自然，爛漫天成。
張瑞圖後期所題寫的匾額，見證了張瑞圖的人生不凡的經歷。他也是明末清初政治鬥爭中一個典型人物，更是書法界一個成功成熟的範例。在官場的浮沉之間，禪學伴隨著他的人生，成為人生的平衡杆，達到晚年洗卻宦塵一心安禪縱情書畫吟詠之樂的境界。
文 | 藍傑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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