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匈奴王號“單于”，王后則稱“閼氏”，如西漢時王昭君出塞嫁匈奴呼韓邪單于之後號“寧胡閼氏”，這都是古代史的常識。晚清女詩人薛紹徽跟隨她的外交官丈夫陳壽彭出使歐洲，寫了一闕詞《八寶妝》，其中還將法國拿破崙三世的皇后稱作“閼氏”。由於這是對早已失傳的古匈奴語的音譯，因而都有特殊讀音，《現代漢語大詞典》和《辭源》等各種工具書都標註“閼氏”當讀如焉支，為人所信從。然而，這個讀法其實是錯的。
最早訓釋“閼氏”音義的是唐代司馬貞撰寫的三十卷《史記索隱》，在《史記·匈奴列傳》下，他對“閼氏”的註解是：“舊音於連、於曷反二音。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肢，婦人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煙肢，今日始視紅藍，後當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其可愛如煙肢也。閼音煙。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此說影響深遠，何雲《閼氏考略》中甚至發揮想象力說：“匈奴單于的嫡妻，自然天生麗質堪與胭脂相媲美，然而以皇后的尊貴，名之為胭脂卻顯得稍欠莊雅。於是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字名之，易之為‘閼氏’，讀音依舊，隱然含紅藍之意而無‘胭脂’之俗。”
後世將“閼氏”讀如“焉支”，也是據此。習鑿齒雖是著名史學家，但作為四世紀的東晉人，他所生活的時代、地域均與漢代匈奴有了很大距離，所謂“閼氏”是因可愛如胭脂，不免想當然。“閼”的聲符“於”上古音屬元部或月部（影母這兩韻可對轉），而“胭”的聲符“因”屬真部，在幾百年前的西漢時期讀音可想仍不一樣，只有到了東晉南朝這樣的中古早期，才被混同起來。
這一讀錯，千餘年來陳陳相因，不僅《康熙字典》採納舊說，而且現代工具書中也相沿不改。至遲到北宋《廣韻》就已搞不大清楚，對“閼”的註解是：“烏前切，煙小韻。閼氏，單于適妻也，氏音支。”但同時又另注：“於乾切，焉小韻。閼氏，單于妻，又音遏。”鄭張尚芳《上古音系》正是根據《廣韻》對“閼”字擬構了四個上古音：元部的qran（對應《廣韻》小韻焉）、qe:n（對應小韻煙）；月部的qa:d（對應小韻遏）、qad（對應小韻謁）。這裡的問題在於，“於”字在後世確實出現了元/真部讀音混同的現象（如“煙”即菸草之“煙”的異體字），但“閼”在上古時本音屬影母月部韻，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只有“烏割切”一個讀音——在用作音譯外來詞時尤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朝鮮新羅王朝始祖樸赫居世之妻閼英夫人，是《三國史記》用漢文記錄下來的，但韓語中讀作Aryeong。在“閼氏”的讀音上，準確的讀法很可能也不是“於連反”（焉），而是“於曷反”（遏）。《史記·匈奴列傳》索隱有一個常被忽視的註腳：“閼氏，舊音曷氏”，這其實才是這個詞的原始發音。
學界對此也早有懷疑。劉文性在《焉支語義及語源之我見》、《“閼氏”語義語源及讀音之思考》兩文中均對此提出質疑，認為“焉支（胭脂）”一詞出自東伊朗語系的大月氏人，而“閼氏”則是匈奴語，兩者不可能諧音；繼而舉證史料認為，至少在東漢以前，“閼”和“遏”是同音同義的，在使用場合上可相互通假。他明確主張，“閼氏”一詞最準確的原始讀音應為“遏迄”，源出突厥語族，其最初含義是“保管家財的人”，並由此衍生出妻（妾）、夫人、內人、內當家等含義。不過，較有爭議的一點是，他認為“這個詞的詞義同皇后一語無關”，理由是隻有皇帝的原配才能稱皇后，而當時奴隸制、亂婚制的匈奴社會根本“連封建社會的邊緣都不曾涉足”，也就談不上有這樣相應的稱號。
劉先生的考證確實廓清了這個問題上的很多迷霧，尤其是“閼氏”一詞的確切讀音，並判定習鑿齒的解釋全屬一種“通俗語源學”的誤解。但要說“閼氏”並非皇后之意，這就不免有幾分拘泥。事實上，現代土耳其語中王后、皇后便稱作ece——1932年土耳其姑娘科瑞曼·哈里斯（Keriman Halis）在環球小姐選美競賽中封后，兩年後土耳其立法規定每個人必須有姓氏，國父凱末爾宣佈科瑞曼的姓氏便是Ece，意為皇后，這作為她的家姓一直保留下來。假定“閼氏”在漢代確實讀如遏氏，那根據鄭張尚芳擬音應為**qa:d-kje，那這與土耳其語的ece可說相當接近。
不僅突厥語族如此，同屬阿爾泰語系的蒙古語裡，對“母親”也稱作eje/eej（漢語常譯作“額吉”）。蒙古語中Ezegdai意為“主婦、正室妻子”（dai是蒙語後綴，猶言“人”）。在蒙古-突厥系神話中的大地女神Umai被尊稱為Ece，古突厥語的eçe一詞也是“母親”的意思。唐人顏師古注《漢書》，既稱“閼氏，匈奴皇后號也”，又明確指出母閼氏是“單于之母也”，便是因此。
正因“閼氏”一詞在阿爾泰語中的原始含義並非對“皇后”的專指，所以後人對此才出現了種種不同理解。王維堤在《“閼氏”不是“皇后”》一文中說：“習鑿齒指出了‘閼氏’（他寫作‘閼支’）一詞的來源（附帶也使我們知道了‘胭脂’來自匈奴語），但他釋‘閼氏’為‘妻’，並不確切。”這裡王氏錯誤地認同了習鑿齒的解釋，“胭脂”其實也並非出自阿爾泰語系的匈奴語而是印歐語系的東伊朗語，但他懷疑“閼氏”的含義不是“妻”，也是有嚴密文獻論證的。他舉證正史中不同文獻，主張“‘閼氏’的正確含義，應是單于、諸王的妻妾的統稱”，並質疑顏師古將“母閼氏”訓為“單于之母”是錯的，“只要舉一個例子就能證明。《漢書·金日磾傳》：‘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金日磾不是單于，只是休屠王之子，只因其母是休屠王閼氏，所以稱其母為‘母閼氏’。”
中國古典文史是王維堤所長，因此他精於辨析這些資料的細微含義，但他在論證這樣一個源自外族的詞彙時，既未聯繫阿爾泰語系詞彙來印證，也沒有考慮人際稱謂在社會語境中的變遷，僅根據對正史典籍不同記載的比照來得出結論，未為通達之解。
閼氏在當時並非專指單于正妻，這是很好理解的。匈奴社會當時還相當淳樸，等級制並不明顯，正如李碩在《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一書所指出的，兩漢時期的匈奴其實是一個部落聯盟的鬆散政體，與中原在戰國時代就已確立的中央集權政治完全不同，當時的匈奴騎兵從不與漢軍進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戰，因為這樣一種政體下的軍事統帥並不擁有絕對權威來命令士兵進行殊死搏殺。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尚未發展出嚴格等級制的稱呼，名號並無特殊講究，單于、下屬貴族之妻都可稱作“閼氏”，因為這本來就是通稱。試比較另一情形就可明白：王昭君嫁匈奴單于後，所生二女名為須卜居次、當於居次，因為她們分別嫁給匈奴須卜氏、當於氏，而“居次”在突厥語系中並非是對“公主”的尊稱，僅是“女兒、姑娘”之意。柯爾克孜族傳說其祖先是“四十個姑娘”，原因就在於“克孜”（kiz）一詞在突厥系語言中指“姑娘”。
這種語義演變不僅突厥系民族如此。英語的queen（王后、皇后、女王），源出古英語cwen，意為“國家的女性統治者，婦女，妻子”（female ruler of a state, woman, wife），其原日耳曼語形式是*kwoeniz（源出古撒克遜語quan，“妻子”），這個詞最終可追溯到原始印歐語詞根*gwen-，意為“婦女”（woman）。根據現代英語詞源的研究，英語queen的最初含義可能就只是“妻子”，只是到古英語中才被用來專指“國王的妻子”（wife of a king）。在印歐語系中，像英語這樣單獨有一個詞來指稱“王后、女王”的語言並不多，其他不少詞語中對這一職位的稱呼大多衍生自“國王”一詞本身，如古挪威語drottning（王后，也指“主婦”）明顯派生自drottinn（“master”，統治者）。漢語與後一種情形更接近：“後”字與“司”同源，本指發號施令的掌權者，因此上古並非特指王后，像中國農業始祖后稷也被冠以“後”的尊稱，但他是男性。也因此，商代的“後母戊大方鼎”一度被誤認為是“司母戊”——其時統治者的正妻也往往僅被稱作“母”。
很多等級身份的專稱，最初都是由通稱演變而來，這都是不足為怪的現象。如漢語的“爺”本指父親或祖父，但元代之後“老爺”變成對顯貴的敬稱；“丫頭”在吳語崇明方言中迄今仍指“女兒”，有些方言中也可指小女孩，但在古代也指婢女。無獨有偶，11世紀維族學者麻赫默德·喀什噶裡編著的《突厥語大詞典》中，kïz一詞也兼有“女僕，丫環，婢女；姑娘”等不同含義，而另一個詞條kis則指“妻子、內人”，這意味著一個原始詞語在不同語境下使用時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含義。北京大學蒙語教師道寶臣曾懷疑，蒙語對母親的稱呼eje（額吉）與匈奴語閼氏諧音，推想“閼氏”的本義也可能是母親之意，猶如舊時漢語稱皇后為“娘娘”，這個推測是很有道理的。可能也正因“閼氏”原本只是通稱，所以當北方遊牧社會進一步發展到北朝那樣集權化的社會時，新的稱呼隨之出現，那就是“可敦”。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引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之說，認為北朝的赫連皇后之名“可孫”（kasun）並非其本名，而是代語“皇后”，“與吐谷渾語之‘恪尊’（Katsun），突厥語之‘可敦’（Katun），蒙古語之Khatun（皇后、公主、貴婦人），土耳其語之Katun（妻），皆同一原語。”
因此，匈奴“閼氏”的本義的確並非專指“皇后”，但忽視語義源流演變而孤立地看待其語義，同樣也是錯誤的。實際上，即便是中原漢地這樣政治進程遠比匈奴成熟的社會，很多稱謂的演變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眾所周知，“朕”字在先秦可廣泛用於自稱（如屈原《離騷》），到秦始皇時才規定為皇帝專用，但漢代太后仍能自稱為“朕”。“臣”也曾是宗法制社會下隸屬者的普遍稱呼，白芳在《人際稱謂與秦漢社會變遷》一書中指出，在秦漢時代，“謙稱稱謂的‘臣’不僅適用於尋常百姓，也適用於社會上層人物；不但位低者對位高者自謙稱‘臣’，而且有時長輩對晚輩也會自謙稱‘臣’”，只是到了南北朝時代為了防止僭越，才規定“唯有官員與君主之間可用‘臣’的稱謂，一般人不準以此相稱”，此後以法律形式編入《唐六典》中，明確規定“百官於皇帝皆稱臣”。
明乎此，兩漢時期匈奴單于、貴族的妻妾母親被通稱為“閼氏”，實不足怪；但要說“閼氏不是皇后”，那這取決於我們怎麼理解這個稱號了。司馬貞、顏師古將“閼氏”解釋為“匈奴皇后號”，其實也沒錯，只不過那是一種不嚴格的比照，一如希羅多德將埃及的太陽神也按希臘人的習慣稱作“阿波羅”。由於漢帝國與匈奴社會的差異，“閼氏”在漢語中很難找到嚴格的對應稱謂。確切的解釋是：在當時匈奴社會中，人們對妻子、主婦、母親的身份並未特意加以區分，而統治集團也尚未將社會等級通過稱謂專門化的方式予以明確，這和匈奴社會作為鬆散部落聯盟的性質正相符合。儘管如此，“閼氏”這一稱呼還是流傳了下來，並分化為蒙古語中對主婦、母親的稱呼以及現代土耳其語中對王后、皇后的稱號。
（本文原題《闕氏考》，有註釋，此處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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